“你长大了做饭给谁吃？”瓦房底下大人们这么问我。本乡土语中“做饭”更多是指劳动和获得粮食。这反映了农民潜意识中对饥饿的恐惧和生子养老的盼望。被问的孩子们回答：“做饭给爸爸、妈妈吃。”他的父母就会笑逐颜开。“气量”大一点的孩子还会回答说：“做饭给阿姨吃！”“做饭给伯伯吃！”阿姨、伯伯就喜欢得不得了。

　　四、五岁时，大人再一次考我以同样的问题，“做饭给一天下人吃！”我说。大人又问“那你用什么来装饭呢？”“用大蕃薯桶！”我说。大番薯桶是我们农村用来洗地瓜米用的，大概能装10担水，在一个儿童的眼中，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容器了，也最能表现自己的慷慨。

　　“做饭给一天下人吃！”那可能是我最早的“为人民服务”思想的雏形。我记得那天好像是阴天或者下雨，当大人这么问时，我仰起脸来，向上举起双手，我的潜意识肯定想到了把“做饭给谁吃”的范围越扩大就越能得到大人的赞扬，而“天下”这个词就自然而然地从一个中国儿童的口里喊出来了。喊出“做饭给一天下人吃！”的那一刻，一个四、五岁的中国儿童的自我意识得到了极度膨胀。

　　这一声“做饭给一天下人吃！”上接专制皇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宣言，下面却奇妙地通向了“为人民服务”。

　　此后好多年，我忙着打架、捕鸟、抓蝴蝶，在田野里漫无目的地游荡，直到开始关心学雷锋和思考马列主义这些重大的问题。每年三月五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记念日，结束了田野里的游荡，随着一个男孩嗓门渐渐粗大起来，我开始留意学校的黑板报上写的东西，又一个三月里到来的时候，晚自习前，我居然拿着笔记本到学校操场边的板报上抄雷锋日记。有一次学雷锋义务劳动，扫厕所和清运厕所旁的土堆。我越干越有劲，总是让人把簸箕装得满满地，后来又脱光了衣服，赤着双脚跑来跑去运土。那时心中一再重复的词是“热火朝天”，大概来自号召学雷锋的黑板报。我感到很幸福。

　　无可否认，做这些事时，我的动机是善良的，是出于一种道德实现的本性。然而，问题在于，它掺杂了虚荣心。我一边在劳动，一边想：同学老师们一定会觉得我很卖劲，一定会佩服我，特别是那个我在悄悄注意的女孩子，她对我的好感一定又增加了一层。

　　“生活在别处”卢梭说。这就叫生活在别处，活在期待别人的肯定，期待别人赞赏的目光中，活在自己心中想象的别人的目光中。

　　那时，我并没有如某些人一样的动机不纯，在潜意识中去揣摩“为人民服务”的技巧，比如越是在没有领导布置的情况下，越是在别人没有在场的情况下，越是表现中“做好事不留名”的雷锋精神就越能得到表扬。

　　然而人类生活的一个不幸是，良善本来是出于人本性的追求。它本应与他者的评价、表扬无关。但是，悖论的是，当人做出好事时，他的善行会使他专注在自己已经做出的好事上，而忘记了追求良善的生活是他本身的责任。多少世代以来，有多少人由于“好”引出了骄傲，好就变成了“不好”。“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圣经《罗马书》7章21节）保罗这样感叹道。

　　那是大热的夏天，要初中毕业了，上完最后一天课，同学们都要作鸟兽散，到县里参加中考去了。傍晚放学，只剩下我和“阿四”，我们便扫起地来，垃圾扫完后，我们决定干得更出色些，尽可能把灰尘都扫出去，漫天的尘土中，我和“阿四”用跳舞的动作一下、一下重重地“刮”着地面，直到整个地面“一尘不染”为止。我感觉很幸福，我的幸福来自对自己所做“好事”的欣赏。我的幸福还来自于一种隐隐的期待，那就是，一旦明天同学发现我做了好事。就会纷纷表扬“做好事不留名的英雄”。

　　如果说初中的时候，我努力做好事主要是为了得到人们的赞赏，主要是出于自己的虚荣心的话。那么随着我上了高中，做好事为了满足虚荣心就变成了满足权力欲。

　　高中的时候，我租住在一间小房子中，那房子没有透风的窗户，只是在屋顶的瓦片上安了一块玻璃采光。高中一年级，我崇拜的表哥对我说：“要当官，就要念文科，将来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或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哲学、政治专业，一出来就可以当官！”我的政治嗅觉过早地灵敏起来了，那时苏联还没有倒台，我们心里还是引苏联为社会主义的老大哥。我天天分析苏联新上台的高官的学历背景，发现苏联的官员过去是理工科的居多，而现在新上来的多是文科的；但是中国新上来的官员多是理工科出身，尤以清华毕业生为多。我就想，苏联是社会主义的老大哥，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虽然今天中国的高官都是以理工科为多，将来我们一定会变得像苏联一样以文科为主。这样，我在高中分科时，断然决定选择文科。而高考时我报的专业都是“将来能当官”的政治哲学专业。

　　高考的失败打碎了我的政治梦与权力梦，我只上了一个财经专科学校。然而，想不到在这样的学校里，居然还有与我一样有着极大的权力欲，做着政治梦的同学。

　　夏夜，我在阳台上的路灯下看伟人传记，我的一个师兄喝酒夜归，他看着我在路灯下聚精会神的样子，说：“我看你的样子，将来至少当一个部级干部。”我心想：才部级呢！我的目标是掌握最高权力！

　　权力欲往往伴随着暴力崇拜，它最集中的就是中国相术中对“威”的崇拜，我的这个师兄，做出我将来至少可以做到部级干部的判断的根据就是“你挺威风的！”而我的母亲在我年少的时候，常常提到某某人挺威严的。

　　母亲和同学的称赞使我自我陶醉不已，我更照着他们所表扬和期待地板起面孔，不苟言笑。

　　又是夏夜，一班老生带我们几个小同乡，坐在夜深人静的操场上，他们兴奋地谈起了我的一个同乡师兄，“他说：他妈的我就是要当官！’”大欣挥舞着拳头说道：“他说要当官就要回家乡，因此毕业后，他放弃了厦门，回宁德去了。”那时厦门已经是商业相当发达的社会，到处都是能赚钱的好机会，但是我的这位同乡师兄居然放弃好机会，甘愿回到我那又穷又落后的山区故乡。

　　我理解这位未见过面的师兄的心理，我们的这个体制，一直在鼓励和暗示一种牺牲精神，你越是为了一种“崇高”的目标“牺牲”自己，你就越有可能得到体制的认可，你在体制内就有机会分享到利益。

　　基于这种思维，上大学时，我一直盘算着，将来分配时，不要去条件好的地方，我要有惊人之举，比如到太行山或大别山去当老师。我会因此成为一个为了党和国家勇于牺牲自己的新一代青年的典范，因此而得到体制的认可。这种自我牺牲的选择中，你付出的代价越大，你原来的地位与你甘愿屈就的位置的落差越大，你的行为就越有美感、崇高感，你可能得到的关注就越多，你可能得到的奖赏就越大。我当时盘算着，我以一个特区的大学生，放弃到银行财政部门工作的机会，到落后的大别山区教书，这该够得上是壮举了，也该足以有轰动效应了。

　　自我牺牲精神一直是我们的体制所鼓励的，它的游戏规则是“个人自愿牺牲自己——得到体制的道德认可——被树为典范——得到提升和利益”。这种模式对一个人的技能与专业水平的重视要大大地低于对一个人的自我牺牲精神的重视。（事实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以农业和简单工业为主，人的干劲和热情很多时候比技术更能节约成本，增加效益。）

　　一个比赛自我牺牲的社会，它按个人付出代价的大小在不同的层次上奖励自我牺牲者，该被奖励者就成了这个层次上的道德模范，被众人所效法。于是众人所做的是一种比赛自我牺牲的壮举的游戏，但是最后能得到奖赏的只是极少数的争得上游的人物。而体制的激励成本是非常低廉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中国在1949年以后的社会道德风气的空前好转，英雄模范人物层出不穷就不奇怪了。

　　这一激励机制在文化大革命以后逐步失效，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高层道德形象的逐步崩溃；另一方面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所要求的技能与经验无法通过这种机制有效获得。

　　原来在这种机制的顶峰时期，整个社会所进行的是道德的比赛，因此越是居于上层的人越是被当作道德的楷模，居于最高层的毛泽东则被当作神来看待，认为他是绝对没有错误的，是一切伦理、道德和真理的最高峰。然而，经历了文革，人们逐渐看到了这种竞赛的虚伪，高层的道德偶像也开始瓦解。随着文革给国家造成的灾难，上山下乡的一整代青年的付出了极大的“大公无私”的牺牲，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人们普遍有一种被骗的感觉。

　　受骗生出耻辱感，耻辱生出报复心理，这样，凡是原来被体制所倡导的美德都被广泛地唾弃，社会道德水平放量下跌。人心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麻木和自私。

　　有一次我陪朱学勤教授去看李慎之先生，走在北京的小胡同里，朱先生突然深有感慨地说了一句：“文革造成的最大恶果是把我们整个国家的人心都搞坏了！”现在人们也往往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老人们则尤其怀念1949年以后刚建国时的那一段热火朝天的岁月。我自己过去凭着对历史的无知也认为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其实，那个时代在表面上一派尧天舜地的背后隐藏着深深的危机。那就是整个社会在无神论化后，为期不远填补人们心灵的空虚，树立了人间偶像毛泽东，高举了本来有限的，出于人的智慧——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可悲的是这个人间的偶像怎么被无限化和绝对化，他都只是人，当以他为代表的阶层的罪性和有限性暴发出来的时候，这个社会就面临了一次精神的崩溃。这个以出于人的有限的智慧所建立起来的体制号称要在地上建立人间的天国，善良的中国人被这一美好前程所激励，发挥了传统所有的美德为这个体制而奋斗。当这个以人的智慧为绝对真理的体制的蔽端暴露出来的时候，中国人的心灵受到了一次巨大的嘲弄，因了对这一体制的不信任，受伤的中国人随之把被这一体制所利用的传统美德也全都抛弃了。

　　孩子被和洗澡水一同泼掉了。

　　其实这一体制在鼓励德行的时候本身就在鼓励着虚伪，因为人们行出一切的道行，往往是为了得到更多注意，然后得到奖赏。它已经违背了道德行为是出于良知自觉的本性，违背了道德不求回报的规律，使德行带上了功利色彩。而耶稣基督在开始传道之初的登山宝训里重点的工作就是扭转人类在道德与善行上的错误观念，他教导我们不要站在大路上祷告，而是要回到心灵的内室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他还教导我们“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圣经《马太福音》6章1，4节）他要把人类行善为了得到舆论和他者认可，并自以为义的文化扭转成出自于良心和信仰的自觉，不求回报，不求被人所知的谦卑。而这一切的扭转是如何可能的呢？那就是超越者上帝的出场。

　　我们不能否认很多人的善功是出于本心，但是在一个无神论的社会中，由于超越者的不在场，人们所注重的重点都是今生的回报，即使是以金光闪闪的爱国，为了全人类等名目做出的善行其暗中都掺杂着人自私的动机，人的善功因此被人的罪性扭曲成以自己的善功为骄傲。更大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体制利用了人的追求道德的生活的本能，把它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引导人们去做道德竞赛，使人们做好事是为了得到奖赏，使人们做好事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德行，寻求社会和旁人的奖赏，或自已标榜德行的高尚。这其实是动用了体制的力量去激励人性中隐藏的罪，当道德生活带上这种功利的色彩时，灾祸就不远了。

　　一旦这种德行得不到应有的奖赏和关注时，人就可能不太施行这样的德行，并且走向反面。中国在1949年后就是把这种道德上的功利主义推到了极致，并在短期内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的社会。然而这种道德功利主义做得越极致，它跌下来可能跌得越悲惨。

　　对一个无神而张扬道德功利主义的社会，处在其中的普通民众，他们或许可能因为善良和单纯，对这种道德理想国坚信不移。但是他们无法防止居于道德金字塔顶端的最高层打着道德的牌子做着最不道德的事，不是吗？圣经上说：“就是撒旦也装做光明的天使。”而伏尔泰说：“伟大的事物往往是可怕的。”是的，那种表面上装得伟大，高举着伟大的旗帜的人，如果他没有诚信的品质，他就有可能以伟大的名义愚弄众人。同时，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义人也一个都没有，世人都犯了罪。因此，面对这样的一场道德灾难，普通民众也该做出自己的反省。

　　起初是作秀，是表演欲，接着走向权力欲。如今，我不再有权力欲了，我的权力欲是被虚无主义洞穿的。从虚无主义的观点来看，如果人生是虚空的，那么占有权力又有什么意思呢？虚无主义进入我的视野前，我狂热地崇拜毛泽东。当虚无主义进入我的视野后，我发现在独夫们施展权谋的大地之上，还有一个更加广阔的天空。面对这一片无边的虚空与幽暗，我自言自语道：毛泽东只是这片天空下的强者，但是他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一片天空之上的虚无。当那一片天空之上的虚无进入人的视野时，人就会失去一切在这个世界上争权夺利的欲望。

　　虚无主义是个好东西，它能使人去面对人生命的本相。但是，如今我也不再相信虚无了。成为基督徒后，天空还是同一片天空，但是它现在变得蔚蓝与光明了，虽然在物理光之外还是黑暗，但是我相信，那独一不死，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的天父是这个宇宙的主宰。在他的面前，我不再是征服与占有的姿势，而是俯伏与祈祷的姿势。那是宇宙间最美好的姿势。

　　我俯伏在他的面前，用心灵与他相通，这件事与别人无关。我也不必再注意我的行为能多大程度上引起别人的关注，得到什么样的奖赏，因为我所求的奖赏不在地上，给我定奖赏的也不在地上。有一位为我定是非的，他是公义的，他教导我们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他教导我们不要将善事行在人前，他说如果行在人前，我们就得了人的赏赐，而不能得天父的赏赐了。对于热衷于道德比赛的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很新鲜的说法。对于在自我牺牲比赛中疲于奔命了很久的国人来说，这样做可以带给我们无比的轻松和自由。

　　虽然我的本性是这样的骄傲，即使我的理性意识到要防止骄傲，但是我骄傲与作秀意识还是会时不时地成为我的试探，不是吗？人类在伊甸园里堕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人类拒绝单纯活在上帝面前，只追求上帝的肯定，而追求“他者”的肯定，追求眼目明亮，追求分辨能力，因此而堕落的。但是我可以坦然无惧，因为那在我身上动了善工的上帝必亲自成全这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