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是辞了工作，逃到美中西部一所大学城的。一耽三年。

　　 说“逃”，一点也不为过。因生命曾经过于沉重，我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只想逃离，到一没有压力的环境中喘喘气。我甚至连在玛丽兰州，还留有一段未断的感情都顾不上了。对未来，亦抱着能待多久，便待多久的鸵鸟心态。

　　 也可说那三年，是我的“三夜”，与黑如夜的“三天”。是上帝为我预备的一个约拿“鱼腹”，在世界的深处。

　　 我没想到的是，这“世界深处”竟会是我思想启蒙，甚至与神相遇之处。三年后，当我再度被吐出来，像约拿之被鱼吐回岸上一样，我已是一生命不一样之人了。

　　 那时，由玛丽兰州过去，我亦像当时许多的穷留学生，租了辆U-Haul(你拖)车，放进一切家当，然后和哥哥开了十多个小时，“翻山越岭”来至普渡大学。

　　 初至此，便已有人告知此地乃卧虎藏龙之地。说起“卧虎藏龙”，脑中浮现的是一依山伴水之地，蕴藉地杰人灵之气。然而，放眼望去，此地四处平畴四野，一望无际。“平”到一个程度，每至假日，同学皆会迫不及待地想出城。当车一开过小坡时，同学便会跟着车子颠簸兴奋地叫：“Hill! Hill! ”
　
　 再说到水，城中是有一曲折蜿蜒的波多马克河，一切为二，小城便成为左右两头的双子城，普渡大学就位在西城。正因此地东西两岸不着边，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学城，没有人打算长驻此地，便只当它是个“驿站”。

　　 所以平时全寒窗苦读，读得头昏脑胀，不知今夕何夕。至冬天，一场大雪下来，生机灭尽。雪中夹带波多马克河吹来的刀子风，温度降至华氏零下二、三十度，人影更是难见。所以虎也好，龙也好，可真全卧藏起来了。

　　 然而，此地的特色，就在它的地理隔绝，与隔绝中显得浓缩、放大的人世。我是指中国人世。

　　 中国人在此地有一百多人吧！成了个小型社会，人虽常因学业流动，却仍属封闭型的社会。任何事都可吹皱一池春水，彼此息息相关。谁和谁交往，谁和谁交恶，甚至谁结婚会请谁，旁人都可掐指，帮那人开出一张客人的名单。

　　 又因身处异乡，因着乡愁与认同，干什么只要一声吆喝，都好似有一群人会兴致冲冲。合唱团、同学会、舞会、打桥牌、新年聚餐：：总不怕没人参加。有人结婚，更是倾巢而出，同学们帮着布置、做酒席，我便曾做过一百多人的炒面。

　　 在这里，对已美国化、极重隐私的我，骤然间发现自己正面对群体生活的考验。所谓的“人言”、“八卦”与“眼光”，忽然十分地影响一个人怎么言行，怎样举止。同时，你若有什么才气，亦绝对不会被埋没，还尽有机会发挥。唱歌、跳舞、书法、演戏、拉小提琴：：台上、台下、校园里，保证你有名有姓，是个人物。

　　 但就因个个望来都似是个人物，傲气亦是非凡，没有谁真看得起谁。许多人对教授、同学瞧不进眼，当然，对美国这国家更是看不上。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描写过这样的一个族群：

　　 “他们全然不在乎要挤进美国主流文化。平时生活，看中文报纸、吃中国饭，往来除了自己作研究的老板，几无‘番仔’。有时，在这新大陆上，一天可以不讲一句英文，也生存得好好的。美国人，他们是全然不看进眼里的，有时歧视美国人，比美国任何一类种族歧视还都严重。

　　 初识时，令我有些困惑，若瞧不起美国人，又为何西游至此国‘取经’？答案却是为了美国的设备、资源与技术研究环境先进，但若论资质聪颖，中国人，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中国人？我初次发现他们和我之间的差别，这是一群有着浓浓乡愁，念念不忘祖国的中国人。他们的民族情感强烈，不时以知识份子特有的任重道远之心，对中国的历史痛心，对中国的现代又有一份关注。而且忧国忧民，来美抱着所学的一切，日后都要回国奉献给自己的国家，而不计较自己的祸福荣辱。大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当然，这个‘天下’，指的仍是中国。

　　 后来我才知道这群人，就是何怀硕文章里所描写的‘士’，一群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来定位自己的知识份子。”

　　 是的，与他们面对，骤然切割出我与他们的不同。唱“龙的传人”、“乡愁四韵”等民歌时，我不会泪下，我只觉得这些是好听的民歌。在我还庆幸自己会讲中文之时，他们聚在一起喝酒谈天，说的却全是如何“救中国”！

　　 这也是初次，我觉得自己失根、洋化了。

　　 也因着这群中国知识份子，此地政治色彩也浓。“中国同学会”、“台湾同乡会”，标志鲜明，办活动常打对台。在台湾同乡会的图书馆藏书里，我初次读到充满抗议呼喊的强烈字眼，触目惊心。还有人提到某某某名字已上了台湾黑名单，以后回不去台湾了。

　　 有一年我主编“普渡通讯”时，曾用了一笔名叫“克非”，谈武侠与金庸的连载文章。因涉及到金庸在武侠中对政治的隐喻与批评，也接到国民党人士、同学电话纷纷打听作者是谁(当然不便告知)，虽没接电话“接到手软”，也够烦心了。

　　 在这暗潮汹涌的环境中，我忽然跳出自己大使馆的背景，开始思考自己过去一面倒的政治立场，是经过思考呢？还是只是教育下的盲从？

　　 过去，在这事上我很容易生气。只要别人一批评国民党不好，我便辩。但说实在，没有太多的立论可辩，多年异域漂泊，我赶掉了高信疆在中国时报副刊带起关怀乡土的风潮。我虽爱台湾，但懂得不多。于是一开战，我“你忘祖！不爱国！”的语调便上场了。有几次约会，便在我逼对方要一个立场，要一个政治交待下，而不了了之。

　　 结交写金庸的克非，对我打破旧有思想有极关键性的影响。此人肚中颇有些墨水，因出国手中无书，但光凭记忆，他便能评遍金庸所有作品中的内含思想，引起普渡多人的讨论。他给了我一个眼光，“跳出来”的眼光。教我凡事不一定是黑白两道那么极端，很多是落在亦正亦邪的中间地带。他也指出，不要轻易为人“戴帽子”，那是颇不负责任的定罪封杀。

　　 当然，他也是引进我读台湾同乡会图书馆藏书之人。但却不见他自己与那群人挂勾。对不同立场可以涉猎，不见得要认同，也是一种学习。

　　 他还影响了我的信仰。既然凡事要思考，为何信仰可以不经思考而信？他说他什么都不信，但对佛教还觉得亲近一些。因佛教反对杀生，而基督教打开旧约，血流成河，杀、杀、杀！这样严厉的神，如何能信？

　　 对他的话我哑口无言。信仰此时在我生命中，只是一点模糊的影子。我甚至去翻开《圣经》来和他辩的心思都没有。老实说，我连《圣经》都没有一本。更甚的是，我从来就没有读过《圣经》，却不自觉。天主教里，教义传递全靠神父讲道与儿童主日学，对经没有读也没有查。所以，很容易地，我便选择和他靠了边。

　　 在普渡三年，由过去被视为没有文化的化外之人，到现在与一群中国知识份子“平起平坐”，隐约觉得这是我生命拼图中，多年寻觅的一块遗失。再加上工作上曾经沧海，现对整个人生只想倘佯。在别人出国来只想把书读好之时，我却尽想实现我不曾经历的大学梦。

　　 于是我磨拳擦掌，参加合唱团、搞同学会，为晚会表演民族舞蹈，且另编筷子舞、太平鼓舞等，靠着多年大使馆关系调借舞蹈戏服充数。我还负责舞台监制、我主编“普渡通讯”、作同学会副会长：：好似延迟太久的青春，在一段高压现实的挤压后，终于有了燃烧的空间。

　　 在人群中进出久了，就发现普渡中国人圈子除了“中国同学会”、“台湾同乡会”外，还有一个神秘的团体，号称势力庞大，向心力强——基督教的查经班。

　　 对这组织，在中国学生中有许多传言，说他们“组织严密”，有十一奉献教规，还有团契聚会、祷告会、擘饼会、同工会等等大小名堂的聚会。在这穷学生来不及念书的地方，他们时时聚会、奉献金钱。组织不严，怎么作得到？

　　 就因这“帮主、教规”的印象，对他们我一直敬而远之。却因同学会工作关系，与他们有几次工作上往来，接触到一批与众不同的基督徒，扭转了我对查经班的观感。

　　 那是我在普渡第二年的夏天。中西部中国同学夏令营，轮到普渡大学主办。这是一年一度中西部各大学的中国学生联谊盛会，各地赶来参加的学生不下千人。那年我负责晚会筹划，正在招兵买马之时，查经班忽然与我接触，要提供一个话剧节目。

　　 当时我的反应是心中暗暗叫苦，怕他们“神啊！罪啊！”的，把人都吓跑了。他们反而很大方的说：“不放心的话，可以来看我们排演啊！”

　　 去看后，有点失望。发现他们并没有想像中张牙舞爪，死拖活拉地扯我上教会。反而个个诚恳大方、善良亲切。他们表现出的是个有弹性的团体，成员没有想像中多才多艺，但很愿意改进、学习。节目也幽默风趣，对白充满绝妙好辞，与对人生的反思。

　　 我开始一次次跑去看他们排演。与其说不放心，不如说被吸引。

　　 有人说：“有人的地方问题都一样。”很明显地，中国同学会便是一个有人的地方，争角、排名，问题都一样。但这批基督徒便不太一样。虽然明是表演，却不凸显个人，没有竞争、没有排挤。每次排演前都一起祷告，排演完便彼此检讨，在和睦中彼此帮助，在心悦诚服下彼此接受。

　　 随着一次次排演，一个话剧在我眼前成形。活灵活现地演出人的浮面追求，与人生的短暂无奈。不带一个说教的字，却满了讯息向我倾倒而来。我开始真心地希望他们演出会成功。

　　 表演当晚，后台人人忙得鸡飞狗跳，争取上台化妆、音乐、灯光支援，或霸占台面排练不肯让下。许多人跳脚、紧张，一片乌烟瘴气。而他们，那群清新、可爱的基督徒，却早早换好了戏服，祷告，然后坐在一角安静地等候。

　　 果然，这话剧爆了个满堂彩。那晚，由舞台控制室望出去，是排排为台上表演发狂的观众。他们看的是戏，我看的，却是生命。我的眼睛开始模糊起来。

　　 这次经验里，我认识了一群不为掌声、喝采所醉的基督徒。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令人倾绝的才华，只感觉到有一股无形力量在琢磨着他们，使他们的表现，超出自己的能力。他们让我认识到信仰，真是有改变人的力量。

　　 如今，幕落久已，掌声、喝采都如云烟。留下的，是一群可爱的基督徒，与一整本警世话剧，深烙我的心底。有人说，人选择信仰，是经由一连串的事件影响。这，绝对是我生命中，敲开神圣的第一块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