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篡改的五四

　　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的时候，我如一个野瓜长在南中国荒凉的海岸边。先是海外学人周策纵先生的一册《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之后是草原部落的“黑马文丛”。正当世纪末，我在潮汐退去时谛听着，感到黎明的疼痛。似乎望见了光明，却又在浓浓的夜色里；渴望慰藉，却在创痛中舔着伤口。

　　那时钱理群老师读到了我寄去的文章，挥笔写道：

　　“读你的来信与通信，仿佛又听到了鲁迅五四时期所说的‘带着血的醒过来的真声音’。中国文化中所缺少的正是‘个体精神自由’意识，我们讲‘觉醒’，这是一个基本的觉醒。鲁迅讲‘立人’，其精义也是于此。”

　　五四运动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由重新发掘一个被篡改的五四开始，世纪有未年，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新的思考与言说，也有人说得神圣一点，叫重新“启蒙”。在这个重新启蒙之前，我们被告知，五四的精神就是“爱国主义”，在爱国主义在“新时代”更具体的就是集体主义。初中时想入团，老师问我入团的动机是什么，回来不上来，重新考察一年。大学时被发展入党，想到学校党委办公室拿回入党申请书，被告知“这是组织的事”！

　　世纪的末年，猛然间，发现原来只有 “爱国主义”的充满义和拳气味的五四是一个被篡改的五四。五四还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追求人格独立，追求精神自由的五四。

　　1999年元旦，在厦门大学听“草原部落”“黑马”们的演讲，摩罗说“从戊戌变法到现在，我们是一代不如一代！”如醍醐灌顶，像被新酒灌满的人，出了演讲现场，我直奔厦大芙蓉湖而来，这里曾有我疲惫中打太极权自娱身影。几天没来，芙蓉湖边垒起了砖墙，趁着演讲大厅里摩罗们新灌的酒劲，我翻身而过。后来与摩罗提到那一次演讲，摩罗说：“在厦门那一天晚上，我其实挺疲惫的。”

　　 “生命之主啊，再使潮汐涨落一次，再使生命的种子发芽吧！”少年靠在沙滩上的马尾松下喃喃自语。这祷词学自回族作家张承志。

　　伫立在海岸边，看吹笛的少年，被上涨的潮水打湿卷起的裤管。五四、鲁迅、精神自由，如海潮猛击前额。

　　告别了我的南中国海。来到北京，“回到五四，重新启蒙”李慎之先生说。

　　发现了一个被篡改的五四，一个在精神荒漠中苦苦挣扎的疲惫少年得回了青春的活力。

　　被遗忘的五四

　　然而，现在，在被篡改的五四之外，我却发现还有一个被遗忘的五四。

　　两年后我写道：“在五四运动八十二周年后的今天，在世纪的初年第一个‘五四’纪念日里，我深深怀念五四一代的先贤与健将，他们在一个乌云压城城欲摧的时代，选择了非常正确的民主与科学的方向，指出了做新民、立新国的目标，其实，五四运动绝对没有民主与科学这么简单，仅就‘科学’而言，它所批判的就包括中国传统的轮回说、传统的鬼神论、唯灵论，以及占卜、风水、算命、符咒治病、长生不老的仙丹、气功，还有传统的陋习，如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磕头和鸦片。今天除了男人的辫子（据说在我的家乡的山区八十年代还有留长辫子的男人）和女人的小脚，别的在中国人的心中仍然是相当根深蒂固的。去翻翻老威的《中国底层访谈录》，就会知道经过五四痛击的这些迷信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腐朽没落的部分，至今仍怎样地扎根在中国的最底层，即使在文革时代，它们仍如一条被冻僵的死蛇在等待反扑。现在它们不仅已经反扑并且势力正在猖獗。当寺庙门口停满了高级轿车，当十二、三岁的孩子躺在榕树下看《生男生女的秘决》时，我们愧对五四先人，愧对蔡元培先生、陈独秀先生、胡适先生和鲁迅先生。”

　　“回到五四，重新启蒙”，角声渐渐拖长，又渐渐低沉于坊间，我蜗居在京郊的荒野，在流光溢彩的大城边缘，看见满目前现代的灵魂。

　　来路荒芜，我自己也属于这前现代的行列。当我穿着西装，出入于高楼大厦，已经写厌了现代诗歌时，竟然还相信父亲的疾病与祖坟的朝向有关。我曾经如此深地沉溺于风水、看相、算卦、算命，我开始忏悔，并把这一切写成系列文章，作为对五四迟来的记念。

　　“立人”——五四先贤看到需要理性力量，需要“民主”与“科学”，这“民主”，当时更多地指向恐怕不止是代议制、三权分立，更指向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先贤们知道：“自由根植于人心”；这“科学”——恐怕也不止是指工具理性的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还指向中国人所传自传统的所有迷信文化，五四先贤曾在现代理性之光下对这一切怒目相向，欲除之而后快。

　　中国所有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所有东方还是西方的争论都离不开一个问题，那就是“立人”，根本的说就是如何使每个人成为有独立意识的，能独立自主地对人生与事物做出认识、判断、选择的人；能独立自主地行动，勇敢承担行动的责任，在行动中既能争取自己的利益、保卫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又不侵犯别人及公共的利益的人；在面对困难时有勇气与信心靠自己的努力（当然社会也要给予必要的支援、提供公平的环境），逐步取得成功的人；既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愿意为了自己的自由而呼告，也有自觉不去侵犯别人的自由，将别人的自由与自己的自由看作一样重要的人；自觉对别人付出爱，在自己受到别人伤害时，能够宽恕别人，并且一如既往地付出爱的人。这样自主、自立、利人的人，勇于面对困难，相信凭着努力能不断改善自己的生活也改善社会的人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根基与柱石。也是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的基础。

　　然而，这样的人从哪里开始“立”呢？当代人们的心灵离这一目标尚有多远呢？遑论底层，在我受“又红又专”的初中教育时，曾为庙会上乡党委书记供奉并赫然写着他大名的大红烛愤愤不平。年前一位前辈讲，他的一个朋友去拜访北京一个退休的宣传理论界重量级人物，（由于是老朋友，进门时没有通报，直接闯入），发现此公正在书房里，跪在地上给偶像烧香磕头呢！

　　“立人”，我们缺的是软件。现代化，我们的硬件已经初具规模了，我们缺的也是软件。

　　人们的行为，出自于人对生命存在有什么意义，对世界的什么意义的看法。这软件看不见，但是却在心灵深处主宰人的行为，进而主宰家庭，主宰社团与社会。这是一个理性不能抵达的信仰的领域。

　　算命、占卜、风水等等我们称之为迷信东西只是表象，五四先贤看到这一切背后是需要更新的国民的心灵，看到“立人”在灵魂层面的使命。然而，这个灵魂的五四是被遗忘的五四。

　　理性是好的，理性是不够的

　　圣经说：“上帝将永恒放在人的心里”。失去了永恒，生命中的一切努力都是在不自觉在逃避死亡。生命的存在有什么意义？生命的未来把握在谁的手里？人死后是怎么一回事？人们希望得到答案。得不到答案，心灵就会饥渴，就需要替代品。有钱人去享乐，青年人去吸毒，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就求理性。滑稽的是，边缘知识分子呼喊理性的声音却也被庙堂鹦鹉学舌，5月27日的《北京晚报》说，面对SARS的恐慌，说明了我们时代理性的贫乏，说非典可以让我们学习理性。

　　理性是好东西，但是理性是有限的。在面对生死这类终极问题上，理性是无能为力的。理性之神啊，当生命走向死亡深渊的时候你在哪里？当生命陷于恐慌中的时候，你在哪里？

　　9·11的时候，世贸大楼的废墟还冒着浓烟，消防队员们日以继日地在废墟间挖掘遇难的同胞，他们有的精神近乎崩溃，一个消防队员为另一个战友按手祈祷，他的双手伸出来，按在战友头上的时刻，大洋此岸的我双眼流下热泪。

　　面对命运的恐惧，我们需要信心，这离不开信仰；面对社会的不公义，我们需要信仰，信仰使我们有超越于个人利益之上的视野， “痛苦，并上升为对别人的关怀！”举世指鹿为马时，我们也需要信仰，它使我们保持诚实；一边刺刀在背，一边高官厚禄，要我们出卖良知时，我们也需要信仰，它使我们“虽千万人吾往矣！”因为知道最后的审判不在于人间。信仰，是我们遇见极限挑战时生命的底限，信仰也是自由的底限。面对生存的艰难，我们需要信仰，越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困苦中的人们越需要它。底层人在中国往往是物质条件最贫乏，发展机会最少，文化力最弱的地方。由于没有勇气与信心正面对待自己人生中的艰难与苦难，没有能够以积极的心态去改变它，这些不幸的人们将变得更加不幸，这些失去了对自己人生把握能力的人将越加失去对人生的把握能力。

　　从太阳殒落的地方开始

　　两年前记念五四，写道：

　　“中国今日权力的腐败、经济领域的信用危机、底层的贫困与农村发展的失去后劲、生态的破坏造成了一个全方位的危机。这个危机的根本即在于人的心灵，在于五四‘立人’的理想没有实现。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传统文化腐朽部分的势力特别强大，扎根特别深，要割除这样的毒瘤难以毕其功于一役；二是五四一代对‘立人’的认识有其局限性，后来历史的变局又没有给他们进一步探讨‘立人’，进一步的反省留出空间。五四、是一次壮丽的精神日出，然而这次日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殒落了，那就让我们从太阳殒落的地方开始，让我们接过先贤的火炬，从进一步深化‘立人’的探讨开始，从继续‘五四’对迷信的批判开始，从对我们自身的反省开始，从对‘我’自身的反省开始。”

　　为此，从五四被遗忘的批判迷信的角度出发，我写了《挖祖坟》、《看风水》、《看相》、《算命》的个人忏悔性的文章。

　　然而反省是如何可能的呢？我们是根据什么标准来做反省呢？反省是需要勇气的，这勇气从那里来呢？在反省之中看见了自己灵魂的丑陋，那么我们就需要忏悔，而这忏悔的勇气又从那里来呢？我们又向谁去忏悔呢？忏悔之余又有谁能带给我们心灵的平安，让我们的生命重新开始，以勇敢的心面对明天呢？如果这一切没有解决，那么“立人”又是如何可能的呢？

　　信仰：我们要补的一课

　　我之不幸，是生于东方古国传统价值全面崩溃的时代。我之幸运，是在这个古国的价值崩溃的过程中，有五四先贤这样一批英杰为了民族的新生而求索呐喊和奋斗，他们的“立人”理想是我生命的路标。然而，仅仅“民主”与“科学”要“立人”是不够的。它们能提供中国人在当代理性和社会制度重建的理想，但是不足以成为心灵重建的有力保障。心灵的重建还要靠信仰。

　　反省需要理性，而我少年时的经历说明，那时我的理性已经不完全了，而我靠着自己并无法完成这个理性的觉醒。读“黑马文丛”时，我也读《圣经》。

　　是信仰，是来自《圣经》关于人的生命的启示使我的理性得到更正，使我脱离了原来的错误。

　　看到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那些记录英国十八九世纪的人们不避险阻，不畏艰险，争取公义，付出爱心，开拓未知荒野的作品时，我深深感觉到中国人缺乏想象力，也缺乏务实而充满勇气与动力的精神。英国的这一切，来自于这个国家基督教清教留下的宝贵精神，中国呢？我们的五四在这方面能给予的非常有限。

　　生机勃勃的信仰，这是五四要补的一课，也是以追求现代化为目标的启蒙运动要补的一课。也许正是由于没有来自信仰的精神资源，五四先贤虽然看到需要更新的国民的心灵，看到“立人”在灵魂层面的使命。然而，五四没有力量完成这一切，所以这个灵魂的五四成为被遗忘的五四。

　　这信仰更具体的说，就是敬畏创造天地的主我们的上帝，“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五四追求一个更新的中国，追求人民的福祉，但这一切寻求，如果离开了赐诸般恩惠的上帝必不得亨通。

　　我少年时的所行所为正映证了《圣经》上的一句话：“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罗一：21）那时我生在虚妄中而不自知。我不仅没有受到真正的“民主”与“科学”的教育，即使有，它们还是不够提供给我有关人的生命作为一种存在的解释，不能在终极的意义上解决人的信仰饥渴，也不足于消除人对明天的担忧与恐惧。我的一个朋友说：“人们说活着是为了幸福而奋斗，而我的问题是活着有什么意义？”中国是一个理性科学和终极信仰都极度匮乏的国度，所以中国人的心灵世界饥渴和昏暗就很自然的了，至少在我的身上是如此。我并因此而遭受痛苦，但是如今我庆幸自己自由了，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当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是的，科学与民主是我所爱的，但是它们无法告诉我全部生命的真相（真理），如今我晓得我没有必要按相书上的谎言论断自己，也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去论断。我知道我的人生的成功不在乎有多少的权力和金钱，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也不必为了明天去担忧，因为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我的明天如何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掌管这一切的上帝是爱我的，他是我生命的主宰，他说了，“不要为明天而忧虑”，因为“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如今我的心不再随从虚谎，也解除了迷信所加在我生命中沉重的锁链。是的，天父的儿子已经叫我自由，我就真自由了。

　　如今我忏悔自己的历史，不是为了别人、他者，而是为了我在上帝面前的良心，我的罪虽红如丹颜，他必将我洗得白超乎雪。只是他能赦免我，给我心灵的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