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死我是有预感的，但我却没有尽到责任去挽回母亲。

　　最后一次告别母亲，我们都要远行，母亲挥手说：“再见了儿啊！”我对自己说：这也许是是最后的见面了。

　　挥手之间，生离成了死别。

　　九岁时，我离开山村到河谷中的镇上寄宿。每个星期天的下午，想到又要离家，总是满心失落。母亲送我到村口，站在一块大石头旁，望着我沿着陡峭的山路下山，走向河谷，直到变成一个黑点消失。有一两次，在河谷中的石墙边，看到巨大的黄昏降临在了我的小山村，浓浓的夜幕正覆盖在村口苍翠的古松上。为了与父母离别，我心中忧伤。那是我生命中最初的忧伤之一。

　　多年以后，母亲神经失常了，我从城里赶回家，在青青的茶园上遇见母亲，那时母亲已经不敢承认我了。我无法安慰母亲，也打不开她心中的死结。第二天，母亲出门回娘家，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和舅舅讲。我无法阻拦母亲，她在前头走，我在后头尾随着。母亲的身影在泥泞的土路上，这是泥土芳香，小草长出嫩叶，燕子衔泥的季节。路还是同一条路，但母亲已是不同的母亲。

　　这条路沿着山坳盘旋而下，山坳里有我们的茶园，又是星期天，又要回镇上的学校，刚好母亲也要到这片茶园来采茶，在炎热的午后，满上的荒草被太阳晒得焦香，转身进茶园之前，母亲交给了我一张五元的纸币。那一张纸币上我看到了重量，那是母亲在艰辛的劳动里的重量。

　　远行的已不是九岁出门当寄宿生的我，而是拿着破伞，神经失常的母亲，在村口大石头旁眺望的，不是母亲而是我。

　　每个仲夏，暑假结束时，又将远行，长途班车午后两三点将路过我的小镇。虽然刚吃过午饭，母亲早早就准备了“晚饭”。吃完饭，母亲背了我的背包出来，到旁边电影院门口的墙根下等车。汽车带我远行之前，我们就这样蹲着。母亲有时会说所有的母亲送她的儿子远行时都会说的话，在这些话的间隙是沉默。我留恋蹲在身边的母亲，也向往汽车将带我去的远方。空气在炎热的午后凝固。在那电影院门口的墙根下，在和母亲等车的时刻，有一种叫忧伤的东西刺入了我的青春。

　　1996年，父亲得了癌症在省城住院，因为没有钱了，母亲要回到我乡下的家去再次借钱。母亲借了钱回来后，父亲动了手术，我要回另一个城市上班了。母亲送我到医院的门口，我不想离开忧伤的母亲，但又必须离开。上车之际，母亲强打精神说：“再见了儿啊！”，。我狠心转过头去，热泪滚滚而下，这眼泪有离别的痛苦和哭泣的快慰。

　　父亲死了以后，我要回单位去完成这个年度最后十几天的工作，一个阴冷冬日的清晨，母亲清早起来送我。母亲比以往任何一次送行时都更憔悴，她的眼中已经失去往日的光彩，登车的那一刻，她似乎已无力再说出：“再见了儿啊！”

　　在这样一次次忧伤的远行中，青春的心灵开始变得粗砺。

　　母亲是因为人家说她“刑夫克子”而精神失常的，在我目送母亲回娘家后的第三天，母亲服下农药被抢救回来了。在镇上的姑姑家，为了防止她再服农药，姑姑把所有的农药都藏起来了。有时姑姑会从母亲的口袋里搜出一把红色的纸绳，那是杂货铺绑东西用的，而母亲备着它，显然是预备上吊用。

　　母亲在寻找一切的机会自杀，我们也每时每刻提心吊胆的。有一天夜里，母亲突然失踪了，大家惊慌起来。我二话没说，马上冲到河边。姑姑家是住在河边，这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母亲可能跳河了。河水哗哗响着，但是在幽暗的浪尖和漩涡里不见我的母亲。那一天夜里，沿着河水向下游奔跑中，我想，将来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追逐着河流，在起伏的浪花中寻找母亲的一幕。

　　亲戚们都相信母亲是被鬼附着了，人们忙着找各种符咒，各种“神水”，准备请各种做法术的来给母亲做道场。有一天姑姑交代我，说离此地几十里远有一位行法术的，他有办法赶鬼，治好神经病的人。我顶着春雨，踩着深山泥泞的路去向那天气逐渐转寒的白云深处，见到“高人”时，我渴望他出山医治母亲。就如那个又冷又高的小山村被烟雾笼罩一样，“高人”也是神秘得很，他不愿出山，他说最近有另外的地方要请他去。只是念着咒语，用黄纸画了符，让我带回去。我为了尽诚意，从身上掏出了尽可能多的钱给他。

　　按照高人的指点，这些符，有的被姑姑烧成黑黑的纸灰泡水给母亲喝，有的挂在母亲的床头上。但是母亲还是深夜睡不着，恐惧着、挣扎着。

　　亲友们也曾提出把母亲送进精神病医院，但是听说精神病院里常常虐待病人，我从心里难以接受自己的母亲被关进精神病院，受描述中的那种可怕的虐待。更何况，我也已经没有钱供母亲在精神病院的治疗费用了。

　　在母亲稍微稳定下来的间隙，踩着满街的泥水,我走到卫生院河边的桥上，倚着石桥上的栏杆，看蓝蓝的天，和天底下的白云。不远处的山上，白云覆盖的地方有我的家乡，我有的父母长年劳作的土地，桥底下是永远奔流不息的河水。二十多年前，母亲在这座大桥旁的卫生院里剖腹产生下我时，河水就这样奔流着。二十年来，河水一直静静地奔流着，而我从这里开始，离开母亲的身体，在人生的道路上奔忙着。我曾经这样瞩望着群山之外的天空，发誓要考出去，到山外边去，到那河水所流向的大海边去。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大学，并且去了山外边。但是，现在，当母亲失去了生存下去的能力时，我准备沿着这条河回到母亲的身边。

　　最后，我的决定是放弃刚刚在城里谋得的工作回家，担起照顾母亲的责任。我那时是这样的疲惫，身上还有不敢对母亲说出的疾病，我真的不相信自己还能再挑上上百斤重的担子，在山路上来回劳碌。

　　感谢生命的绝境，此前我写着不切实际的诗，做着不切实际的梦想，想揽大权，赚大钱。但是在绝境里，我只求有一口饭吃，然后陪着母亲康复。在心中我设想了一种种回乡后的门路。

　　母亲的神经并没有完全失常，当她听说我要放弃在城里的工作，回到家乡照顾她时，她表示了最大的反对。母亲与贫瘠的中国大地一样，不仅贫瘠于生计的艰难，更贫瘠于灵魂的无所寄托，当父亲被命运之手拿走，当儿子去了远方，母亲就一无所有了，母亲的命运所剩下的就只有无边的黑暗和忧伤。

　　母亲接受这一切，承担这一切，准备独立走向生命的暮年，如果没有意外，母亲也会像祥林嫂一样独自走在风雨的路上，独自迎向死亡。

　　当我决定回乡照顾母亲后，曾经一阵放松，自以为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但母亲不接受，她一再催我回城里去，但是我舍不下母亲。这于我和母亲都是煎熬。

　　在这样的煎熬中，有一天突然摩托车响，原来是细舅来接母亲回去。母亲一直怕因为她的病耽误了我的工作，细舅一来，她也一下子解脱了，在上车的瞬间，母亲对我一挥手说：“再见了儿啊！”

　　“再见了儿啊！”这是母亲一生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那一刻，我心中念头一闪而过：“这也许是最后的道别了！”那一刻，母亲的脸上竟显现出了慈爱的光芒与离别时的决然。这慈爱之光让我至今难忘，母亲显然也知道这是最后的时刻了，所以用她的慈爱留给我一个永久的记忆。这是母亲精神分裂以后，我惟一一次见到她身上发出母爱的光辉。

　　母亲的死一半是由于她的神经分裂，还有一半是出自于她自愿的选择，她愿意以这种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好减轻我们兄弟的负担。

　　母亲去世后，白云深处的“高人”到了我姑姑的镇上，“太没福气了，这个人留不住！”高人说。高人把母亲的去世归为命运。我那时也是相信命运的，相信有一只无形的手在主宰着这一切，它已经注定了一切，一切都是无可改变的。我本来应当陪伴母亲直到她康复，或者应当把她送进精神病院的。

　　多年以后，我在反省这一切时，曾经悔恨是自己在关键时刻的软弱，而放弃了与命运的抗争，使母亲独自被死亡掳去。我因此告诫自己，今后在任何时刻绝不能放弃对事态的主动权。然而，当我成为一个基督徒后，我更深地反省自己，发现我表面上虽然决定回家务农奉养母亲。但是一旦面临母亲的反对时，我马上以宿命为借口，放弃履行自己对母亲当尽的责任，退缩了。当时思想上不承认，但是在我的潜意识里还是舍不得城市，即使是为了母亲。是宿命观导致我自私地逃避责任，没有阻止母亲走向死亡，而这一切本来是可以阻止的。就像白云深处的高人以宿命观逃避责任一样。要是我当时信了上帝，要是我当时知道掌握命运的是上帝的手，而上帝是爱，我就不会放弃挽回母亲的努力。圣经说“生有时，死有时。”我当忏悔的是自己对于母亲的死没有尽到的责任，感恩的是上帝使我得以脱离生命的黑暗。若不是他的恩典，我本也该在黑暗中沉沦的。

　　在母亲生命的绝境里，惟一可能给她救援的儿子因为宿命论自私地离她而去了。二十几天后，母亲在从舅舅家回来的中途喝下了农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