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氏大德真仙”

　　几百年前，福建东北部一带，我的家乡寿宁福安两县的交界处遭了旱灾，那灾非常的大。乡中风俗，一旦遇旱灾，便向“神灵”求雨。这一次的灾情太大，估计附近的神仙都求过了，雨仍没有影儿。心焦如火的人们到隔壁的浙江省请来了—— “马仙”。这“马仙”据说本是一位有才德的民间女子，死后升天成仙。又传说“马仙”曾经救过某皇帝的命，所以又被钦封为“马氏大德真仙”。

　　经过数千里跋涉，“马仙”的神像抵达了我们家乡，人们虔诚祈求，拼命“做法”，雨果然下来了。雨求来后，也该“送神”了。传说，人们正准备把神像抬回浙江时，奇迹出现了，有一道青烟从神像面前的香炉中飘起，飘向远处大山上的一个洞里。

　　这座山就是我家的后山，这大山半山腰上有一巨石，高数百丈，悬在半空。石上有一个篮球场大的平地。先人们在这块平地上为“马仙”建了道观。巨石黑白相间，因石得名，这座山就叫白岩山，道观就叫做“玉岩仙宫”。老百姓叫得比较土，称为：“白岩仙宫”。

　　有关这座道观有很多的传说，传得最活灵活现的就是求雨和“降乩”。每逢旱年，人们就会请行法术的在这巨石上举行仪式求雨，行法术的人被人们尊称为“做法先生”。做法先生的身上包裹着一层神秘的光环，他们往往要敲锣打鼓做上好几天的法术，如果一直没有雨，人们会张罗着抬出道观里的所有偶像，到临近的村庄中去游行。偶像所到之处，男女夹道望风而拜。偶像威风八面地游行各乡各境之时，九张八仙桌在巨石的顶上高高搭起，“做法先生”爬上桌子上去奋力“做法”。那场面惊险而且壮观。

　　听说有时法术做到一定的时候，天上乌云密布，就会有“放天灯”的奇观，就是从天上有灯放下来，甚至可以看到天门开了。这奇观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看见，大概是传说要“有德行”的人才能看见。而有一年，求雨时，那雨忽然倾盆而下，最后成了水灾。在天昏地暗，电闪雷鸣中，人们传说着一个不祥的消息，说是有某位“不洁净”的妇女进了“仙洞”，干犯了神仙，导致神明降灾。

　　马仙有三个姐妹，她们都成为这座道观里供奉的偶像，每年农历七月七日是她们当中最重要的一位的生日，于是这一日就成了远近十里八乡人们最盛大的节日。人们从各方涌来，带着礼物、金钱到道观中来奉献烧香。人是这样的多，道观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住宿，人们就漫山遍野睡起来，各种做小生意的，赌博的，还有一对对谈恋爱的青年男女都趁机到山上来凑热闹，俨然本乡的一个狂欢节。当这时节，附近两县的公安部门都派出公安人员到山上来维持秩序。

　　因为这种狂欢往往很乱，所以父母从来不让我去参加。有一次得到父母恩准，我有幸去了一回。那天晚上我们就露天睡在巨石上，身下铺着草席，睡到半夜，父亲突然和一班流氓打起来了，那些流氓甚至危胁要把父亲从巨石上推下去。于是我们连夜下山。

　　有关求雨或七月七日流传着一个神奇的传说，有一次正做法的时候，空中电闪雷鸣，天门开处，马仙的真体显现在“云头”。据说当时刚好有人带了照相机，于是就把她拍了下来，这张照片，我在主持道观的堂伯屋里看过。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它更像是一尊偶像的照片，只不过被处理过了。

　　二、“降乩”

　　至于这座道观的扶乩，我有很多第一手的经验。大概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我的爷爷已经成了这座道观扶乩的主持人。所谓扶乩也叫降乩，它是中国民间信仰的一种求问神灵的方式。乩由乩盘和乩笔组成，乩盘是一个约半平米大小的木盘，里面盛放着细沙，乩笔则是一根分叉的树枝，枝分两杈，在分杈的地方凿一个孔，在垂直的方向再插一根小木棍，作为乩笔。

　　降乩时，两个主持降乩的人一手拿着树枝的一个分杈，乩笔就在沙盘上写出字来。

　　关于我爷爷的扶乩，有两个传说。一说日本侵占上海的时候，由于那时消息传递慢，我的家乡被层层大山所阻根本收不到消息，有一天爷爷正在道观里扶乩，乩盘上突然写出“十里洋场杀腾腾”的诗句。爷爷是一个农民，不知道“十里洋场”是什么意思，于是去请教村中一个曾任过国民党南京卫戍区书记员的乡亲。他解释说，“十里洋场”就是上海，可能那一边有战事了。过了几个月后，消息传进来，说日本攻占了上海。

　　爷爷以巨大的虔诚拜这个道观里的“神仙”，人家请他去扶乩，他个人很可能是不收钱的，因为后来我的伯父也是如此。有一年秋收时，正当黄昏，爷爷正在山岗上晾地瓜米，就是红薯切成的丝。红薯切成丝过了水后，凉在长长的竹匾上，竹匾又一排排架在木桩上。秋风一起，山岗上的竹匾随时都有可能被成排掀翻。这时，有一个人又来请爷爷降乩，爷爷回答说：“你看秋风大起，我去不了。”正说间，爷爷想砍一根木条什么的，一戒刀砍下去，把他的手给砍了，顿时鲜血淋漓。爷爷丢下戒刀，一口气跑了好几公里的陡峭山路到道观里，从偶像面前的香炉里抓一把香灰按在伤口上。以此表示他的悔罪。

　　爷爷五十出头死于腹痛。

　　爷爷死后，这座道观在文革中被夷为平地，当地老百姓传说那时此地虽成了荒场，而且草长得茂盛已极，但是任你怎么赶，牛总是不敢到道观的废墟上吃草。有关这些传说都增加了我对这座道观的敬畏。

　　八十年代，这座道观又重建了，而且香火日渐昌盛。那时我还小，对这一切不太关心。大概是因为降乩咒语的抄本由爷爷传给了伯父，二伯父也子承父业，在农闲时间到道观里扶起了乩。听二伯父说，乩笔必须由桃树枝做成，更重要的是，桃树必须在听不到鸡叫声的深山中采到。我估计，当文革后道观重建，乩坛重开时。为了采集这一根听不到鸡叫的桃树枝，伯父一定费了不少心思。乩笔的桃木采到后，要供奉七七四十九天。

　　开始扶乩后，二伯父的名声一时传遍附近的十里八乡，人们纷纷来求伯父降乩。降乩一般在深夜进行，因为伯父白天要干很重的农活，夜里才能应人们的请求到道观中去降乩。降乩开始时，伯父是主持人，他先点一注香，然而开始烧纸符，那纸符是用黄纸画成的，伯父拿起一张纸符，先是敬虔地拜天地，然后念咒语，再点上火烧起来。纸符和过去大臣启奏时用的笏板差不多大，伯父拿着它拜起来，真的很庄严。纸符一共有二三十张，伯父边烧边拜，大概每一张纸符都不一样，估计念的经文也不一样。我只记得，首先要烧的是洁净的纸符，伯父把它点燃了，先在自己的身上薰一薰，这代表他自己已经洁净了，然后再薰在场的每一个人。

　　伯父在念经中会求玉皇大帝、天兵的元帅直到本道观的值日功曹。伯父念的经文我大部分都听不懂，只记得有一句是“恳请太上老君速降坛庭”，还有什么“急急如敕令”的句子，里面还有什么天兵天将除去一切妖魔之类的请求。越是念到这些关于灵界争战的时刻，伯父的神情越是肃速，语调也变得威严，仿佛真有大敌当前，而在伯父的咒语声里，千万的天兵天将正受差遣前去迎战。在高山上幽暗的道观里，烧纸符的火光映红了伯父的脸，这一切都笼上了一层神秘而神圣的色彩。

　　纸符烧过几张后，就会有两个人一左一右扶起乩柄，乩笔就慢慢地转起来，随着纸符越烧越多，伯父的咒语越念越快，越念越威严，乩笔就会转动得越来越快，甚至将乩盘中的黄沙甩出来，远远地洒出去。来势越大，旁边的人心中就会暗想今天来的神仙来头或者脾气越大。

　　当纸符烧完最后一张时，伯父接过乩柄的左边分枝，在道教中似乎是以左为贵，所以伯父称为正手。在伯父接手之前，乩笔只转不写。伯父接手之后，乩笔转得更快了，伯父他们两个正副手闭着眼，手臂随着乩笔转动，仿佛真有一种神力临到他们手上，他们全都站得笔直而庄重。直到那乩笔高高地抬起然后重重地敲下去，“神仙”开始写字了。

　　一般在降乩的开始，神仙会自报是那路来神，我们就说是某某神仙“上降”了。来的一般是神仙中品级比较低的值日功曹，属于办事跑腿的级别，偶尔也有“元帅”来的，甚至还有太上老君，玉皇大帝“上降”的，但是那么大的“场面”我没有见过。我听说在附近的农村还有毛泽东“上降”的，因为在农民的眼里，毛泽东就是神，有一种说法是毛泽东是混世魔王转世。记在这里，一笑。

　　神仙报完家门之后就会说今天是某日某日，当然报的是农历，不过往往不报年份。神仙一般是以七言诗的形式判事，并且做的诗都会押韵，而且有的词字相当美，但是我的伯父文化水平并不高，我曾经以此为神仙可信的理由。乩盘上的字一个个斗大，占满了半平米的乩盘，于是伯父报一声，旁边就有一个人用笔记下来。有时写出来的字大家都认不得，于是两个扶乩人会相视一下，实在认不得时，乩笔会再写一遍，如果好几次都认不得，似乎降临的神仙就会不耐烦起来。乩笔越敲越重。

　　报完家门后，神仙开始判事，神仙判谁的事就会做三句诗，把这个人的名字的三个安分别排在每一句诗的开头。叫到这个人的，他就要点一炷香，跑在乩盘面前。我曾经多次这样地下跪。来这里求问神仙的，一般是遭了什么灾的，遇着什么大事的，甚至该不该做什么生意也来求问。对于生了病的人，乩文会指示人该吃什么药，或找某姓的医生医治，对于遭逢大事的人，乩文会给你安慰，或者指用数字迷语的形式告诉你有关的时间。还有更多的人生了孩子以后，到这里来问乩，让神仙给自己的孩子取一个名字，而降乩的结果，所有人的名字一概是仙字头的。曾经有一个春节的时候，父母虔诚地到道观中让神仙给我弟弟取个名字，我在心中默默祈祷，但是神仙始终没有给我取名字。于是我赌气地说要“砍”一个猪腿给神仙吃。这是很冒犯的话，再一次降乩时“神仙”终于也给我取了个名字。

　　这座道观还给我提供了一种很特殊的审美上的体验。每当伯父在夜里上道观去的时候，我就跟在他们的身后，一行人打着手电有说有笑地向几公里之外的山上前进。队伍里往往还有一只狗。在夏日，头顶璀灿的星空，路边的水田里是青蛙欢乐的鸣叫。接近道观所在的那一块巨石时，黑暗变得更为凝重，于是萤火虫的灯笼就变得更加地醒目了，它们在野藤和竹林里漂荡，而山间的清泉则发出叮咚的响声，有时走累了，大人们就会到山涧里捧一捧泉水来喝。我由于怕蛇，从来不敢去。在这么陡峭的山上行夜路，人们之间有一种约定俗成的互助，就是让手电的光不单照到自己，还尽量地多照别人。

　　道观所在的玉岩山海拨近千里，以玉岩山为主峰，形成一道山脉如翠绿的屏障围绕在我们家的后山。夏天的傍晚，有时在河谷中的石墙边，看到雾气在这道翠绿色的山脉堆积，向陡峭的峡谷中倾泄、铺展，整个玉岩山山脉变成了一道白玉一样的屏风，在洁白之上又洒上了夕阳的金光。站在道观前的巨石上，看白云飘过脚底岩缝间长出来的松树，脚下的村落星星点点，清澈的河流逶迤而去。沿着巨石再向上攀登近五百米，就是玉岩山顶，站在这里可以看到山脉一层层环绕，由脚底铺向天边。那时我还兼迷信风水，所以也站在这山顶上煞有介事地观看山脉的走向。

　　我曾带着家中数十个晚辈的孩子，到这峰顶上朝圣，在山顶热情高涨地朗诵了毛泽东的诗词后，再沿着一条更加陡峭的山路而下，那路的坡度估计陡的地方可以达到六七十度，加上路上铺满了沾满雾气凝成的露珠的青草，稍不小心就可能滑倒，一旦滑倒则就可能停止不住，摔下数千米高的山崖。我为什么要冒险去爬这个峡谷呢，那是因为峡谷下的峭辟上有传说中飞来“马仙”的香火的那个洞。

　　三、死亡的迷雾

　　我最初对这座道观上发生的事并不太热心，我的父母也一样。直到后来父亲经历了一次竞选的失败后，开始迷信起来，他破天荒地上了白岩山，并且去降乩了。“神仙”在乩文中说他去得太晚了。从此父亲开始对“神仙”虔诚起来。这一次降乩回来后，他做的一个决定就是把我们的山上上好的一两棵樟木奉献给了道观。

　　父亲对这座道观的热心可能还与他对我爷爷的情感有关。因为爷爷原来是这座道观主持降乩的，在伯父开始降乩后不久，他们说我爷爷“上降”了，说我爷爷死后，到了这座道观当了“值日功曹”。所以后来，每逢“爷爷”“上降”的日子，就会称我伯父和父亲为儿子，称我母亲和婶婶为媳妇。这一点对激起我对这座道观的热情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因为我从小很少受到比父母长一辈的人的疼爱，而我的爷爷在父亲七、八岁时就去世了。所以在我的心中从小说有一种隐隐的“爷爷饥渴”，现在听说爷爷成了神仙，我怎么能不热心呢？

　　这样对祖先的崇拜和寻求信仰的本能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我对这座道观的热忱。

　　我生命最初关于死亡的忧伤与这座道观有关。那时我大概是十六岁。受的是最正统的无神论教育，连吃了几十年素的奶奶也对我说：“奶奶老了，奶奶拜佛，你们还小，你们要相信科学。”那“科学“两个字经过奶奶那七十多岁的口用福建土话讲出来好玩极了。但是有一件事使我开始追问死亡的问题，我们邻村有一个比我大两三岁的男孩因为不听话，大概是赌博什么的，受了大人的责骂，想不开喝敌敌畏自杀了。男孩伤心的家人请伯父去降乩，“神仙”在乩文中说，男孩死后，他的灵魂已被神仙收留在道观里做童子，替神仙收拾香火了。伯父在家中不经意讲起这件事，我就想：人死以后还有灵魂，而这个男孩特别幸运，他死后的灵魂竟然能被神仙收留做童子，那么他在神仙的家里就有了永远的生命。面对这个死后或者永生或者永死的世界，在我的眼里，眼前的这个世界就显得太没有价值了，做为一个只有十六岁的少年，这个死后的世界直接刺激我越过今生的时光去考虑死后的问题。我一下子变得忧伤和寡言，我想我死后要到哪里去呢？首先，我不愿陷入无边的黑暗，在我当时想来，不进入无边的黑暗，只有一条路，就是能被神仙收留，如那个自杀的男孩一样，在神仙面前做一个童子。我忽然对这个自杀了的男孩羡慕起来，在我的眼里，他是多么幸福啊！他以一个自杀的勇敢行动超越了这个世界的一切烦恼，而他又是多么的幸运，竟被神仙所收留。

　　生与死开始在我的脑袋里不断闪现，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也应该效法这个自杀的男孩，采取勇敢的行动，而且我盼望神仙也能一样怜悯和收留我。尽管我始终没有勇气采取这样的行动，但是死亡的忧伤一直环绕着我，我真希望有人能给我答案。有一次我效法伯父烧符的方式，找到了一张画符用的黄纸，在上面写了一些话，那些话我已经记不得了，大多是关于生死的问题，然后爬上我们家最高的三楼，在青黑的瓦片上烧虔诚地烧了，我相信神仙一定会收到我的纸片，我希望神仙会给我回答上面的问题。记得我烧纸的那一天，山村的天阴郁而苍凉。

　　四、自我造神运动

　　我的热心于拜这座道观中的偶像，一方面是因为这是我所承续的传统，另一方面是，当我的心灵当中死亡的意识觉醒后，我希望有一个精神的寄托，解决生死的问题。

　　一个人生在一个信仰的传统中，他很少能用理性的态度去反思自己继承这个信仰是否合理。就像我很少考虑，这座道观中的神仙是否是真的，有关他的许多灵验的传说是否可靠一样。有时我的心中也有过这种信仰是否可靠的一闪而过的念头，但是我从来没有去深究它。我说服自己的一个理由就是，这个道观的乩文有时写出来是这样的美，而我的伯父没有这么高的水平。其实现在反思起来，那些乩文中有文法错误的所在不少。有的好的乩文可能是从一些寺庙里抽签的经文中借用的。至于神仙的断事，比如有一次我三姐就是伯父的女儿要生产时，我与伯父去降乩求问，明明说是生男的，结果却生出了一个女的。但是这并不引起我们对神仙是否可靠的怀疑，心中的理性只是一闪，自己又编了许多理由来说明可能是我们对乩文理解错了等。因为乩文判事往往是引用典故，模糊不清。有关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就用数字谜语，比如关于我父亲的癌症，乩文说：“三三二五可知明”，这些数字可以有多种组合，又可以解释成或是年或是月或是日，或是距某一事件发生的时间，事情发生后，人们自然会找到一种说神仙的预言已经应验了的解释方法。如果找不到就以天机不可泄露来自我安慰了。

　　我在心中自已说服自己继续相信神仙的另一个理由是：伯父是不会骗人的。我至今还认为我在伯父对这座道观的“神仙”有真诚的信仰，听说有一次伯父的女儿难产，伯父曾经点着香大叫“马仙”来救命。与我热心于降乩的爷爷一样，伯父也是死于五十五岁，都算是早死，而且死时都很不幸，爷爷是腹痛而死，伯父是得了肾病转为尿毒症，全身肿大而死。那天夜里伯父知道自己的死亡近了，就坐起来，口里唱着一种奇怪的歌，我堂姐说很可能就是他降乩时念的咒语，伯父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将它们唱成了歌。当人们将伯父放倒时他就咽气了。

　　在民间信仰中，有一种是当事人专门骗人的，但是这种人骗来骗去会落入一种自我的幻觉中，觉得自己真能够和神灵相通，或自己真是神仙下凡。还有一种当事人自己是真诚的，但是一直活在一种对神明的幻觉中，估计我的伯父属于后者。

　　我想，伯父在降乩时，有没有如一般所言的灵界的作用我不知道。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伯父认为自己正在充当神灵与人之间的中介，经过几十张符和念咒后，伯父的精神已经高度集中和内视，这时他会产生一些自己的意念，然后他又把这些意念幻觉成了神的意念，于是的就写了下来。一个在一定的仪式中，把自己的意念幻觉成了神的意念的人，他就会获得一种神秘感，受到人们的特别尊敬，于是他就会以此为很大的满足感，乐此不疲。

　　人们对这种有降乩或其他预言交鬼等方式的迷信场所乐此不疲，有一个原因是，人们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把握，尤其是在面对灾祸和面临重大决定时。都渴望通过某些有特别的交于神灵的人，预知自己的未来。

　　这是没有真神信仰的人的一个基本特点。一方面不相信人生与宇宙有一位全知全能的主在管理，我们得到他恩典的看顾，所以在面对未来时始终有一种不安全感。由于不安全感，就想知道自己的未来。于是人们就通过降乩等方式来求问神灵。

　　对于这一点，我有特别深的体验。在我就要参加高考时，我一直想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一所好的大学，这种担忧日夜魂牵梦绕。一方面是自己对自己的未来有某种“执著”，形成了某种预期，另一方面是自己对自己能否实现这种预期不太有把握。我心中总是盼望着神仙早日给我一个预言，让我解脱这种烦恼，但也害怕神仙预言的结果对我不利，所以我就盼望神仙像我想的一个样给我做预言。

　　所以这种降乩的方式，带来的是双重的封闭。对于扶乩者，他自己首先形成了一种对神灵的想像，这是人的主观意志对永恒的一种投射，然后人又把这种投射或者说想像的神圣化，说这就是真正的神，这就是神灵的旨意，于是他又接受这种经过了自我神圣化的意念的反投射，以之为神和神的旨意。这是心灵中的一种自我造神运动。它使人的心灵对无限的宇宙封闭，它也剥夺了神的主体性。因为神如果是神，他绝对不会如人所想像的那个样子，他一定有他自己的主权来向人启示他自己。

　　在降乩中，却产生了人自己造神的行为，以自己自我神圣化后的观念为神，这是对真正的神的冒犯。

　　而这种假神的相信者，及如我一般的未来的求问者。会一直活在对未来的自我预期当中，变成以自我为偶像，他一面在不断担心未来，一面因为这种担心，使自己不能很好地把握现在。

　　而人的生命本来是没有任何理由去想像上帝是怎么样的，或者去主观想像上帝将如何人微作为，人也应当将自己的未来交在上帝的手里，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明天会怎样，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在掌管明天，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开放而且自由的人生。

　　很奇怪，我去拜这个道观中的神灵时，很少考虑过自己的行为的合理性。我只是觉得我所拜的道家神灵是灵界里比人更有能力的、超越于生死的力量，所以对它们的崇拜是出于对力量的崇拜和对灵界的向往。但是，我很少考虑这个宇宙的本源性的问题，就是这个世界是从哪里来的，人是人哪里来的，这些神灵与这个世界的最高主宰是什么样的关系？我去拜这些神灵主要是相信它们能给我带来祝福。至于从它们身上得到永生，这个问题我很少想过，也不知道得到永生的途径。在中国民间的信仰里，得到永生一般都与人的德行有关，或者是通过一些神秘的途径，不佝基督教里所讲的，人的行为德行在永生问题上完全没有功效，而是靠人的“信“。

　　五、宿命观导致了母亲的死亡

　　在我的眼里，这些神仙是由有德行的人死后升天而成，而在这些得道成仙的灵界团队之上是什么，我就很少想象了，我只觉得那之上是一个无边的混沌。我曾与父亲探讨过，我说关于这个宇宙中的奥秘，这个世界的最高旨意，从乩文中看出来，似乎这些“神仙”也保持了一种缄默与无奈，甚至有一种恐惧。

　　这个道观的乩文中常常会说一些祝福和劝慰的话，但在涉及生死福禄的问题上它更多的是一种宿命观。强调死生在天，福禄由命。比如我父亲临死时，我曾到这里求问，乩文中说：“南极北极注人寿，未曾注生死分明。”这让我觉得有一种天意的宿命，一切都已由它注定，这个天意不可改变，它有主宰性的意志，但是没有恩情与爱。这样的宿命观不同于西方近代的机械论宇宙观，也不同于基督教有恩情的宇宙观，认为上帝是爱我们的。这种宇宙观兼有基督教的主宰性与机械论的冷漠性，加在一起，就是命运由一个冷漠而有意志的上天主宰，人在此中是没有做为的。

　　所以当灾难来临时，人最后的选择是放弃抗争与努力。

　　俗话说：“痛哭父母，穷极呼天”。我记忆中第一次呼唤神仙的帮助是在读中学时，那是九十年代的初期。有一年夏天，我回到我的乡村，夜里停电了，乡中曾经周流四方打铁、烧硝的大人们聚集在我的屋子里讲鬼故事，在他们的叙述中我们与一个阴暗时代中的阴影们相逢。故事讲完了夜也深了，父母不在家，弟弟却再也不敢和我一起睡了，因为奶奶曾在我睡的那间屋子里离世。为了表明自己是一个男子汉，那一夜我硬着头皮睡进了那一间据说我奶奶的灵魂会时常光顾的房子。半夜里，我听见村中的狗，先是一只狂吠而起，接着整群扑向村口，那叫声中有决斗的惨烈。狗叫声停下来的间隙，“公鸭鬼”（一种夜行的鸟，常会在夜里光顾村庄）的叫声又出现在村口。这时我甚至听到一种凄历的叫声撕破夜空。我一再告诉自己，原来真是有鬼的。现在想起来，所谓的鬼叫更可能是一种幻觉。但是当时在恐惧中，特别觉得需要帮助，所以我就在心中一遍遍地呼唤玉岩仙宫的“神仙”来帮助我。

　　在无助时呼唤拯救者，可能是人的本性。小时候有一次被父母打了，我心中觉得十分委曲，这时我就相起了我的奶奶，我想奶奶是在的话，她一定会保护我，安慰我。一想到奶奶我就哭得更加伤心了，越是伤心就越想奶奶。那时是一个阴雨天的黄昏，我来到荒野埋葬奶奶的山岗上，对着那一堆黄土长久地凝视。我多么地盼望奶奶能从那荒草中显现。

　　稍大一点后，感觉到无助时我就呼叫“玉岩仙宫”的神仙来帮助我。

　　感觉到生命无助，最刻骨铭心的一次是父亲得病以后。爸爸被确定是癌症的当天，我从千里之外赶回家。第二天深夜，母亲带我上海拔近千米的巨石上的道观祈祷。人们正在降乩，母亲求我跪在神像前用力祈求，我那时通过对于伊斯兰教文化的一点了解，已经有了独一超越的神的概念，我总觉得没有理由跪在这些神像前，因为我感觉到头顶上，在这神像之上有一个更加伟大的存在。所以我没有跪下祈求。只是点燃一炷香，很虔诚地一根根插在这些偶像的面前，我希望它们若是有知能够怜悯我的母亲。点完了香，我转身抛下正在降乩的人们，跑到道观外的巨石上，仰望身后千仞峭壁上浓黑的万千气象在翻滚，又俯视山脚上点点的灯火，热泪滚滚而下。

　　在陪母亲上道观的过程中，一种宿命感在我的心中非常的强烈。后来看着我的母亲走向死亡，我没有采取当有的措施去挽回她的生命，与这种宿命感有关。对于母亲的死，我是有罪的。

　　六、气功：用意念抵达永恒

　　我从初中起就有接触过气功，拿一些“少林易筋经“之类的功法练，从那时我开始有一种生命内视的经验，气功讲究回归内在自我，和“气”在经络与穴位中的运行。这些穴位与经络打通后又有“小周天”与“大周天”，但是那是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的体系。奇怪的是，在气功中这种内在的自我为什么要称为“天”呢？我想，从气功中可以看出来，中国古人本来也是追求人与宇宙的和谐，认为人生最重要是自我与宇宙的相通，然而，到了气功兴起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天的本体性与位格性的信仰或者说认识已经失落了，于是竟把“天”内化为内在的自我，这个过程相对应的就是把内在自我无限化为宇宙——“天”。但是在气功中保留着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人与宇宙的和谐，人与宇宙可以有生命性的感通和生命性的信息交通。

　　十四五岁接触气功时，我追求的只是生命内视的快感。再一次练气功就是十年以后的事了，那时父亲住在省城的医院里，刚二十出头的我碰上这样的打击后竟虚弱得连路都走不动了。在护理父亲的间隙，我常到草地上去打座，与十年前一样在打坐中我也幻想气流在我的全身的大小周天流注，但是与十年前不同的是，这一次练着练着，我在极度内视时不再执着于打通内在的周天，而是产生了一种内在超越的向往，就是生命回归内在自我后对于宇宙的深处产生一个极深的渴望，觉得有一种更加伟大的力量超越于自我之上，在他那里有生命与力量的源泉，而向他的回归可以带给人最大的满足。现在回想起来这竟是一种自觉产生的本体论性质的或者说主宰性的宇宙观。但是那时在理性上没有认识，只是觉得这种打坐内视很好，它使我疲惫的身心得到休息，生命仿佛觉得重新得到来自宇宙中生命源头的新的供给，一种来自宇宙的满有活力的“气”在周身流注。

　　“气”论是中国古人本体性或者说主宰性的上天观失落以后，残留的对宇宙本体“充充满满”的生命性的认识，但是失却了对宇宙本性真理性主宰性的认识。而事实的真相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已经不认识了这道的本根，但是我们直觉到了宇宙中充满的生命气息，这气息如果从人的角度看，认识它是物质性的存在，那么就认为它是自然，如果从信仰的角度看，知道它是道的施予，那么就是“充充满满”的“恩典”。所以中国古人在上天信仰失落后，得到的物质性的天观还是有生命性的，而近代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则是连生命性都没有的冷冰冰的机械的“物质”，它是从中国气息性的天观上的再一次堕落。这个堕落，除了拜偶像外，是人类从理性与直觉的角度出发所产生的对宇宙的最邪恶的认识，这样经过“物质主义”改造以后的中国人的宇宙观终于跌破了底线。

　　这个底线跌破以后，人们就以真理的名义被引诱去拜人间的“神”，当那个原本是人的“神”死了以后，人们崇拜金钱就顺其自然了。

　　人生疲惫时，一种可能是转向外在的发泄，还有一种可能是转向内在的休息，打坐就是我不自觉寻求心灵安息的一种尝试，经历一系列的变故后，我的心实在是太累了，所以越来越花更多的时间来打坐。而中国八十年代以来的气功热其实有它背后的社会与心理的背景，就是人们在走向一个现代竞争社会时心理上的疲惫，与中国人的传统信仰生活崩溃后的心灵饥渴共同作用导致了中国的气功热。在静坐中，我越来越经验到一种内在的欣喜，于是就越来越喜欢静坐了。

　　但是我不满足于静坐中的快乐经验，我在潜意识里希望与我直觉到的宇宙生命的源头沟通，那时还不知道叫它生命的源头，只是心中生出一种回归的渴望，知道它存在，但不知道它是谁。现在我更多接触哲学以后，知道哲学把一种认为宇宙本身是有主体性意志，它自己就是存在的源头的观点命名为本体论的宇宙观，把这个宇宙，或者宇宙背后的主宰命名为本体，那么当时我就自觉到了一个宇宙本体的存在，并有了与这个本体交流的渴望。虽然对它的主体性只有朦胧的认识。

　　每次在较深的入静时，我向往抵达它，但是总是无法达到，有时在极黑的暗夜里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长时间的静坐。过去我在面对人和人所活在其中的这个宇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时总是用头脑去思想，用理性去追问。这么多年了，我已经想累了。而静坐中“悟”的方式却使我得到了一种解放。一种意识自由飞翔的空间。

　　过去用脑袋去思想存在，其实也是无意识的心灵寻找和回归生命本根的努力，但是靠理性，人无法找到也无法回归生命的本根。现在改用“悟”了，但是同样无能为力。长时间“悟”而没有结果，有时会很失落，失落的原因是渴望来自宇宙中的回应而不可得。而很多人为什么练气功会“走火入魔”，可能就是这种获得宇宙本体的回应而不可得时，以自我暗示等等方式，自为得到了宇宙本体的回应，自以为自己接受了某种伟大而神秘的使命，导致精神的失常。

　　理性与直觉无法抵达宇宙中生命的本根，我还尝试过另外的一种方法，就是意志。记得在父亲的医院外打坐时，在入静中，我会从生命的圆融欣喜转向从心里生出一股意志，尽力把这意志投射向自己所想象中的宇宙生命的本根，或者转过来以这个意志向我想象中的父亲投射，去为我父亲“治病”。那时如果人们路过我的身边，将可以看到一个少年盘腿坐在草地上，双目微合，脸上带着自得的微笑，他的眉头略皱，那是他在想象从那里有一个意志向永恒发出。他的一只手有时从丹田处举起，伸向天空，那是他在用意志向永恒发出“信息”。

　　用意志当然无法抵达永恒，所以有时我就由向永恒发出意志转向向我祖先所信奉的道家中的神祗或者当时有名的大气功师发信息，这已经变成了拜偶像了。

　　用个人意志加上东方神秘主义的方式试图找到生命的本根，带来的结果往往是自我的无限化。父亲住院期间，我有时负责通宵护理。在给父亲又一次吸完痰后，我就会走到阳台上去仰望城市那已经沉寂下去的喧嚣和那依然闪烁的灯火之上的夜空。那时我渴望有一双拯救的手能从上头握住我。

　　在这样长久的仰望中，我会顿生出一种改变命运的激情。我觉得只要有足够的积极的心态，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我就回到房间鼓励父亲，并带着他使劲握拳、松开，再握拳、再松开，这是我父亲当时所能做的最高级的运动。我相信这些积极的行动能挽回父亲。一直到父亲病危前，只要他还有力气，他在精神好时就会抓住机会做这样的握手运动。

　　七、佛教与伊斯兰教

　　有信仰的人，信仰是他生命的底线；没有信仰的人，在生命的尽头会转向寻求信仰。父母死后，我又病又穷，挣扎在失业的边缘，压力实在太大了，这时我开始寻求信仰的拯救。那时，我曾经去一座很大的寺庙中去找一些“高僧”，然而他们看不起我。我买了佛教的《了凡四训》，这本书的基本理念就是行善的会有好报。这种理念让我看到了人改变自己命运的一种可能，它让正在无边苦海中挣扎的我看到了一种希望，于是我很是兴奋了一阵子，并买了很多《了凡四训》送给人。

　　但是人本的善如何能回答关于生命的永恒的问题呢？我对佛学没有深入的研究，不过在这座佛教的寺庙里，我没有看见基本的谦卑的品格，也没有给予我爱。有一天黄昏，我面对厦门南普陀寺宏伟的殿宇长久“入静”，睁开眼睛时我看见了头顶的蓝天，我有一个明确的意识，那就是这里不是我精神的寄托，我转身出门，从此永远地离开了佛教。

　　回族作家张承志出色的作品《心灵史》，使我转向对伊斯兰教的寻求。 “知识的终点是对主的认知”、“伊斯兰的终点的无计无力”，这两句话一下打动了一直活在人本理性传统中的我，以至后来我慕道时还在教会中很是狂妄地引用这两句话。可以毫不扩张地说是《心灵史》培养了我的宗教我情怀。那时我非常羡慕回民那一种有经文有仪式的宗教生活，我饥渴的心灵试图以伊兰教为我的归宿，渴望有一天能到被张承志描写得神圣无比的西北大山里寻找那些回族信仰者。《心灵史》描写的哲合忍耶属于伊斯兰教的苏菲派，在中国西北回民中有很大影响。我对这个教派是这样向往，在拥挤的公交车上受到情欲的诱惑时，甚至模仿张承志呼唤过哲合忍耶一个已故的领袖“四月八太爷马以德”的名字。

　　苦难激起心灵的饥渴，在苦难中人渴望救援的手。我的弟弟，那时由于迷恋佛教，陷入精神的迷乱中，时常看到人爬满了树梢，城市就要毁灭等幻像。在我劳累一天之后他就会来，逼我离开这座城市。有一次他突然给我留言：“我已经离开这座城市，请问你什么时候离开？”就出走了。那是一天黄昏，我在一天的劳累之后，心脏剧烈地跳动着，突然遭到这种变故，不知如何是好。当我打着“的士”满城寻找，最后找到弟弟时，很想哭。我拉着弟弟二话没说就到了一座新修的寺庙中，对着那个满身流光溢彩的佛像，我一手拉着弟弟，一手按在自己的左胸口，对着偶像表达了自己最大的虔诚。那时我心中有一个祈愿，就是：天哪，神明啊，你不要让我遭这样的一灾重一灾。

　　在我的心灵的最深处，信仰的饥渴越来越强烈。有一天我忽然想起来，我为什么要去寻找佛教和回教呢？我为什么不去寻找我祖先的神呢？我在城里，没有办法回到我爷爷的道观中，但是我可在心中祈祷，于是在繁华的街道上，在公交车里，我都闭上眼里向数千公里外的神仙祈祷。

　　我发疯地去市图书馆查找道教的有关书，去图书馆特藏部查找我祖先所敬拜的“马氏大德真仙”的资料，然而最全的道教典籍或资料中，也只能查到关于“马氏大德真仙” 只鳞半爪的资料。这里没有关于生与死的答案，没有心灵的安慰。只言片语的记载无论如何也满足不了我这颗信仰的饥渴被召唤起来的心。

　　从个人的经历中，我想，人都有一种寻求信仰，寻求拯救的本能，但是人出自于自己的寻找并不能找到真的神。人可能在一些传统和仪式当中使自己的信仰饥渴得到一些潜层次的满足。甚至可能为了这些假神百倍地发热心。然而假神终究是假神。因为我在信仰的饥渴中看到自己原来有这样一个广阔的心灵，他是这样充满了对无限者的饥渴。但是灵的饥渴只有灵能够满足，任何的仪式或假神都无法真正满足人的心灵。它们只能成为满足信仰饥渴的替代品，但是替代品终究是假货。

　　道教现有的东西满足不了我，下一步我打算自己来发展道教，模仿“哲合忍耶”将道教发展成具有高级宗教的形式。

　　八、一次精神的出走

　　这个想法还来不及实施，基督教进入了我的视野。此前我多次去过教堂，但对于讲台上讲道人我几乎没有正眼看过，心中对基督教只有反感仇视和敌对，因为从小，在我所受的教育中，基督教就是资产阶级的精神鸦片，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总之不是好东西。再加上我的民族感情，总觉得基督教是洋教，它传进来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引起我对基督教注意的是一本书叫《老子vs 圣经》的书，这本书以一种全新的方法解读老子，因为老子是道家所尊崇的，我当然有特别的兴趣。

　　由此为起点，我接近基督教，这是一个长时间挣扎的过程，一个人接受一种信仰，不排除理性的因素，但是很可能有比理性更深层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我一次次在理性上反驳自己的选择，觉得耶稣是洋人的耶稣，上帝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但是来自耶稣的魅力实在太大了，我终于成了一个基督徒。

　　走向基督教，对我而言是一次精神的出走。在一篇文章中，我曾写到，我没有什么好安慰临终的父亲，只有给他背毛泽东诗词，我说：“这个时刻让我感觉到近代的中国人做为一个群体的精神资源的枯竭。我们需要新的文明基因的注入，我想这种认识是我后来接受福音的一个原因。”我还说：“我深深感觉到近代以来中国人在进行精神突围时的迷茫，所付出的代价的沉重。……我仰望天空，然而中国的天空已经一无所有，我们的天空已经关闭。中国上古信仰的上天的权威早已被‘天子’所窃取。由于看不到来自天空的拯救之光，所以我们躲在小巷里彼此狙击，彼此欺诈，彼此杀戳。我们的大地已经荒芜，我们的心灵已经受伤。”

　　我信了基督教，故乡的亲人们认为这是大逆不道，我的家乡对基督教有根深蒂固的反感。小时候，夜里醒来听 见父亲和母亲说悄悄话，于是装睡，听他们继续说，父母的悄悄话没完没了，但至今只记得一次对话，母亲问父亲：“将来咱们的儿子要是娶一个宗教人你要不要？”“白白送我也不要！”父亲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在父母的眼里，“宗教人”，就是基督徒和天主教徒，不拜神主牌，不祭祖是大逆不道。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我父亲的一位表姐给我打电话，问道：“儿啊，听说你‘从教’了，祖宗的东西可不能败掉啊！”我家乡的土话“从教”与“宗教”发音相同，我也是心虚，赶紧辩解，表姑在那一头“叭”把电话挂了。

　　成为基督徒后，我自以为找到了另一种精神家园，找到了另一个文化认同，我们都号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借着日积月累的圣经学习，我们对以色列的历史远比中国的历史熟悉。我自己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达到了嗤之以鼻的地步。这一方面是继承了五四的反传统精神，另一方面是自以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是水火不相容的。我的母亲死于看相算命的江湖术士之手后，我曾经愤怒地咆哮道：“我要以一个母亲的代价和黑暗的中国文化奋斗，决不妥协。”信基督教，对于我是一次快意的反叛，是一次伤心的出走。

　　然而如今，在成为基督徒三年之后，我发现自己错了。这次伤心的出走正是对中国祖先信仰的回归，上帝正是中国人所引以为自豪的先祖黄帝、尧、舜、禹所敬拜的上帝。

　　二十岁时刚上大学，面对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我有有一个雄心，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要重建中国文化和精神。我曾经说：中国文化最优秀的传统不在春秋时代，而应到此前的先秦时代去寻找。我们要去发现来自历史的清洁而纯正的精神，复活它，作为我们与世界文明对话和复兴中国文化的依托。

　　那时我对中国上古精神做过有限的探讨，最震憾心灵的是《易经》中的一句话：“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行键，君子因之以自强，但是那时我注重的只是这句话中人本的一面：“做一个自强不息的男子汉”。成为基督徒后，有不少基督徒学者一再说基督教的上帝就是中国先祖所敬拜的上帝，我都很不以为然。系列电视片《神州》在这方面提出了大量的证据，但我的反应还是冷淡。我觉得基督教的上帝就是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没有必要把它与中国历史上的上天信仰扯在一起。《上帝对中国人的应许》（中国出版时改名《骨头里的故事》）费尽心思考证甲骨文，说里头含有中国人敬拜上帝的证据，我也觉得这很牵强附会（我至今仍觉得这本书有不少地方是牵强附会的，但是其中有合理的成份，它的思路值得我们重视）。

　　九、“元亨利贞”与“上帝是爱”

　　上帝是中国先祖所信仰的上帝，我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是今年年初从《易经》开始的。《易经》一开篇说：“乾；元，亨，利，贞。”《白话易经》说：“‘乾’是卦名，也是天的功能和天的法则，‘元’有根本与起始的含意，‘亨’是通达，‘利’是祥和，‘贞’是正与固的意思。”这样在《易经》里，天不是简单的物质性的天，在《易经》里，天是有生命性的，不仅是有生命性的，天还是生命的源头。在《易经》里，天还是“亨”的，这个“亨”，集中了权柄性——上天的旨意通行无阻、恩典性和生命性。我不知道该如何赞叹我们远古的汉语，赞叹它伟大的的综合能力和表达能力，我不知道使用这些语言的先祖们有多么伟大的精神世界。易经的这个亨字，恐怕只有新约圣经中的希腊文“agape”——表达四个层次的“爱”，其中最高的是上帝的爱——可以相媲美。《易经》开篇的“利”表达了天以大能滋养万物，它是生命性与恩典性的结合。同一处的“贞”，则表示，天有公义与正直和圣洁的本性，是公义正直与圣洁的源泉。

　　这样《易经》一开篇只用四个字所描述的天，与圣经里所启示的上帝是完全相通的。圣经说上帝创造了万物，是生命的源头，上帝是爱的源头，上帝是公义的源头（如亚伯拉罕说：审判全地的上帝岂不行公义吗？），上帝有绝对的主权，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都是你的。”特别的是，过去读到圣经中说：“上帝是爱”，耶稣教导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总觉得理解得很有限，也爱不出来。向别人传福音时，说到“上帝爱我们”，总觉得底气不足，因为这个“爱”字在中国人的口中讲出来总是酸溜溜的，特别是用我的福建土话给我那七十多岁的老伯父讲上帝是爱，要多难堪有多难堪，在吾乡老一辈的眼里，“爱”那是不三不四的小男女搞的名堂。

　　由于易经，我一下子豁然开朗了，上帝是爱，就是说上帝是“元、亨、利、贞”的上帝，他是生命的源泉，以大能托住万有，以恩典滋养和看顾万物，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他赋予我们生命，他邀请我们在光明中与他同行，如圣经所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头顶的天空一下子变得明亮和宽广，为什么天空是同一片天空，在信基督教前，我仰望天空，看到的是一无所有，看到的是虚空。为什么我过去一再悲叹“中国的天空已经关闭”，如今这天空却一下子开启了呢？

　　过去我读中国上古典籍，对里面时不时提到的“天”、“天命”总是很少注意。认为那是中国古人的一种虚无缥缈的迷信观念。在在研究易经时更加注意的是里面的吉凶判断，里面权衡形势的智慧。对于一个无神论者，他的精神世界是平面的，他以自我为中心，只注意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他不会去仰望天空，头顶上那一片蔚蓝的天空不会引起他无限的遐想与敬畏。

　　但是当我的世界观被《圣经》改变了以后，我惊奇地发现，对于天，《易经》竟以赞美的口气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这句话可以试着译成：“伟大啊！乾，是万物的起始和源泉。这上天的法则统御着宇宙。因着你，风雨在地面上施行，万物在你的恩典中欣欣向荣地生长。”从易经里可以看到，中国人祖先所仰望的天空不是惟物主义所讲的冷冰冰的物质的天，也不是我爷爷所信的道教中有绝对的主宰性的意志，但是与惟物主义一样的冷冰冰的天。这个天是有生命性的，不仅有生命性，而且，我们的祖先认为这个天是万物生命的源泉。

　　但是仅仅提出中国人上古所仰望的天与圣经里面的上帝是相通的还不够。我们可以尝试着中国人的观念史与中国的历史事实中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十、中国人关于天的观念的回顾

　　其实，中国人关于“天”的观念本身也是很复杂的。但是当我们做一个历史的梳理，我们会发现中国人的天的观念是逐步向下坠落的。

　　从最近代来说，成了惟物主义信徒的中国人眼里，天只是物质，冷冰冰的，所以中国人行事为人只要瞒得过组织，骗得了他人，不要被揪住小辨子，什么事有利干什么，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中国的农村善良的老百姓，由于还保持着朦胧的“头上三尺有神明”的“迷信”观念，所以太伤天害理的事还是不敢干，这样农村人的道德水准高于赶了惟物主义加上市场经济惟利是图时髦的城里人就要好多了。

　　而再往上推，在中国皇权时代的艺术家眼里，这个宇宙充满了大美，这种美是由天的本身发出，从天上向人的心灵中铺展，这种美，铺展在宇宙中成了：“垂丽天之象”，“铺理地之形”。被表达在艺术里，则成了文学的姿彩，而文学的姿彩来源于从天向下铺展的天地之姿彩。这是距今约一千年的《文心雕龙》中的美学观。这种美学观看来，天是生命性的天，天是生命与美的源头的天。在中国从秦到清二千二百余年的时间里，佛家的传入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冲击不加考察的话，在中国以儒家为正统的知识分子眼里，天基本上的这样生命性的天。

　　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在皇权时代知识分子的眼里，天还是本体论的天，还是做为万物源泉的天，但是这种本体论的品质已经是十分的淡化了。

　　中国哲人学者的眼里，对于天的本体性的认识最高的典范是老子，根据远志明先生的研究，老子的道具有如下惊人的特征：道是自有永有者，道是造化养育者，道是超越者，道是启示者，道是生命者，道是公义者，道是拯救者。

　　老子的“道”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或是理念，老子把道看做是宇宙终极的存在。那么，我们推想老子就是以“道”来命名他所认识的天。对于这个“道”，老子把他看做是自己生命的所有价值所系，比如他说，要“坐进大道之中”。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老子所阐述的“道”，几乎可以说与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是完全相同的。以至于，翻译中文圣经时，把《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中，表示上帝是起初自有永有的真理的信息的“Word”翻译成“道”，据说这是严复建议的，这一节圣经被译为“太初有道”，人们称之为神来之笔。

　　但是我们还没有充分的理由说，老子的道就是上帝。圣经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也就是说，上帝虽是人的肉眼所不能看到的，但是人从世界上万物的奇妙中可以直觉到上帝的存在和上帝伟大的权能。基督教神学也认为，上帝对人类的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普遍启示就是这个大自然，人们从中可以直觉到上帝的存在，这种普遍启示是给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人的。上帝同时还有特殊的启示，那是特别给上帝所特别拣选的以色列民族的，他们有先知代表上帝向他们直接说话，上帝在《圣经》中直接把自己向他们启示出来。

　　那么，是不是中国的祖先，以古朴清纯的眼睛仰望上天时直觉以了上帝的存在。并大自然的普遍启示中认识了上帝呢？我们有理由这么说，因为从易经，从老子《道德经》中，我们看见了他们所描述的天与道是如此与圣经中的上帝接近。

　　十一、中国上古信仰的历史事实考察

　　但是我们在这里还不急于做出中国古人就是信仰上帝的结论，因为观念仅仅是观念，而信仰是一种生命的投入，它与观念是有很大差别的。在观念史之外，现在我们试着进入另一个领域，就是历史事实的考察。

　　在皇权统治的两千余年间，在知识分子生命性的天之外，中国人还有一种主宰性“天”的观念，它由儒家的礼所倡导，在帝王一年一度的郊祀中得以流传。孔子说：“明乎郊社之礼……治国其如示诸掌乎！”——明白怎样向上天献祭……治理国家就象自己的手掌一样容易。这个祭天的传统在中国二千余年的皇权时代中几乎从没有中断，只是到了1911年清帝退位，这个祭天仪式才告中止。从十五世纪以后，这个由帝王亲自主持的祭天仪式一直在北京的天坛举行，天坛那个由洁白的大理石铺成，直径75米，三层向上攀登，直接向天空开放的园丘坛，如今每个游客到此一游都要上去跺几脚，过去那可是一个神圣无比的地方。一年一度在这里，皇帝要亲自宰杀没有残疾的小公牛，焚烧之以祭上天。而最近听说北京又要重新开始筹备祭天，不知确有其事否。

　　祭天仪式中，做为祈祷文和赞美词的《大明会典》最能体现中国人眼里上天是主宰的观念，其中有一段翻成白话文是这样的：“创造宇宙的主宰，我仰望你；你所住的穹苍是何等广大啊。我是你卑微的仆人，以此隆重的仪式来敬拜你……你的仆人在你面前下拜，期待你的到来。我与随行的百官都列队向您跳舞敬拜……上帝啊，求你悦纳我们的祭物，看顾我们。我们敬拜你，因为你的恩泽永无止尽。”

　　我们知道，在宗教仪式中，祭祀是极为重要的，祭祀，尤其是圣经旧约中的献祭与中国上古的献祭一样，务必要让做为祭物的祭牲见血以蒙上帝的悦纳，在圣经中血是万物的生命，见血表明献祭者与所祭的上帝有了生命性的连结。以致于到了新约时代，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自己在十字架上流出血，成为人的赎罪祭。

　　我个人认为，在从秦到清的二千二百年皇权时代中，中国人对天的信仰是分裂的，那就是在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眼里，天只是生命性的天，而天的主宰性只在皇家的祭天仪式中被确认。但是在中国皇帝的眼里，天对于他们大部分人只是在举行仪式时拜一拜而已，而在平时他们仍旧独断专行，我行我素。他们以自己为“天子”，把上天的权威一把揽在自己手里，为自己的统治披上神权的外衣，他们拜天，更多不是出于本心对天的崇拜，而是利用天为其统治服务。

　　那么在中国人的历史中，有没有一个时期，人与天的关系，在理性认识上与在信仰上是一致的呢？就是有没有一个历史时期，“天是本源”的观念与献祭这一种宗教仪式是合而为一的呢？如果有，那就表明，在历史上我们的祖先不仅有领受关于上帝观念的普遍启示，而且也是把天当作一个有位格的上帝来敬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肯定上古祖先传承了一个敬拜上帝的传统。

　　人们以老子为中国古人仰望上帝的一个根据。但是，老子在他自己的时代一直感叹，“大道隐没了！”就是对上天的信仰失落了。那么，如果按圣经所说的，人类有共同的，由上帝所创造的祖先的话，在逻辑上，越是早期，中国人对上帝的信仰应该越是坚定。按这个逻辑，寻找中国人对上天信仰的根据，应该是《易经》比老子更可靠，因为，始画八卦是周代前的伏羲，而文王在被商纣关押时又把八卦推演成了六十四卦。文王在周之初，而老子在周之末，当然周易更容易找到中国上古信仰的痕迹。

　　越初我一直在易经中寻找，但是只是找到，易经中对天的观念与圣经中的上帝几乎一致。后来我奇异地发现，伏羲画八卦是为了观察天地的文彩，地理的锦绣，目的是“通神明之辨”，最关键的就是在这里。也就是说，在先人伏羲的眼里，他从大地的丰盛中，仰望宇宙的浩瀚与辉煌，他炯炯有神的眼睛从宇宙与星空的深邃中又一直往上看，一直往上看，在他肉眼的视觉和他理性仰望与寻求的尽头，他的心灵中生出了有一位自有永有的造物者的观念。

　　后世文王演八卦时，借助了伏羲所创立的体系，在周易的前面几卦，本体性，主宰性的天的观念非常明显，但是越往后，这个观念越淡，而属于人的智慧越来越明显。但是至关重要的是，在易经中明显有提到对上帝的祭祀。也就是说在周易里，我们找到了“天”是宇宙与生命的本源的观念与对上帝的宗教性敬拜与祭祀的结合点。因此，我们可以谨慎地下推论说：“上帝有可能就是中国祖先所敬拜的上帝”。

　　后世之人用周易来算卦，这不知道离文王初演易时的初衷是差了几万几千里。但是，中国最有学问的学者也只是把周易当作哲学体系来看待，我们从来没有去注意周易中的神学特点，或者说它所传达的信仰的信息。

　　而人们也提到了易经中“天人互动”的宇宙观，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周文王在演易时降低了易在信仰上的意义，增加了易人本的因素呢？我个人的猜测很可能是这样的。周文王在易中很可能是想强调如何借助天道治理天下，为人处事。

　　但是就是从演周易的周文王身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回答“有没有一个历史时期，对天的观念与献祭这一种宗教仪式是合而为一的呢？”这个问题。

　　演了周易的文王，又是《诗经》中最重要的主人公。而正是诗经，明确表明了中国人在古代对上帝的信仰。

　　据学者考证，一部《诗经》，出现天、帝、上帝达四百二十一次。而远志明先生在《神州忏悔录》一书中更列举了诗经中，先人与上帝相交的各种情况，如赞美、感恩、祈求、畏惧、哭诉、感叹等等。

　　特别有意思的是，《诗经》的《文王之什》中我发现了两处上帝直接对周文王说话是记录，一处是：“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上帝正告周文王：不要左顾右盼，不要攀比羡慕，径自登临我岸。）还有一处是：“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上帝对周文王说：我喜悦这样的美德：不放纵于声色犬马，不加重棍棒与鞭笞的刑罚。不轻易论断不知道的事，顺从上天的法则。）

　　我不认为，这是周文王领受了上帝的启示，因为启示的含义是上帝把他自己的本性向人揭示出来。但是完全可以说，根据《诗经》的记载，上帝曾经直接对周文王说话。

　　而在《诗经》里，周文王对上帝的信仰是如此的虔诚，以至于几乎可以与圣经中的大卫王相比，实际上他们也是同一时代的人，都是战士和君王，又都是对文化有卓越贡献的人。

　　在《诗经》里，上帝是周文王生活的中心。

　　如果我们做更深的探讨，就会发现越是往上推，中国人的宇宙观是“天尊地卑”的本体论。而上古敬拜上天，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心灵史的事实，我盼望将来能在这方面更多地进行学习。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就是中国祖先是世界观是天人相交的世界观。这种天人相交不是后世董仲舒等辈骄傲地高举人类，认为人可以与天合一，而是人谦卑地俯伏在上天面前，与他有心灵的交流。这方面史实也容将来再做探讨，但是我从甲骨文的，常用来表示与祭祀相关的“示”字旁中，却可以看出一种奇妙和图景，就是这个甲骨文的“示”字，表达了上天的无限，表达了人在上天之下的位置，更表达了人与上天之间双向性的交流。而且这个甲骨文中的“示”字，用上面两横中间一竖而可以表达基督信仰中“三位一体”的上帝的观念，那上头的两横表达永恒中自有永有的圣父与圣子，而垂下来的一竖则表示圣灵，就是永恒而超越时空的上帝在有限时空中的临在与看顾。

　　学者毛喻原先生说，在世界的文字里，再没有比汉字的“人”更加粗糙的人，从这个人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对于人的生命的随意的态度。但是在甲骨文里不是这样子的，甲骨文奇异地表达了人在宇宙间的位分，或者说地位——人在无限的天之下，人又在大地之上。这个信息可以从甲骨文中的“立”字看出来，就是在大地上站立者一个人，大地只是用了简单的一划，而大地上的人则用了五划。这个信息还可以从甲骨文中的“天”字看出来，甲骨文中的天字有两种写法，但是这个字的两种写法一点都没有反映大地的信息，却是以人头上的无限者来表达上天，这样中国上古的文化不是大地崇拜的文化，不像后世失落了上古天道后人们对风水的迷恋，也不像当代诗人在全球化的冲击下走进麦地，热情地亲吻麦穗和土地。

　　这种人高于大地，低于上天的观念也正是圣经的观念，圣经说，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与样式造了人，就委托人管理大地和大地上的一切，请注意是“管理”而不是征服，也不是惟物主义沾沾自喜地“改造”。

　　更是奇妙的是，圣经里面说，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个说法很多人不以为然。但是，人有与万物不同的灵魂，人的心灵中有道德的追求，有创造性的能力，有理性的判断，有情感的表达，还有各种无限的潜能，这都是人与万物本质不同的地方，这种灵魂的本质不同，不是人在由猴子进化的过程的进化出来的。这里插一个笑话，我们教会里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姐妹，是一个家庭妇女，没有信主前，她吐血吐得要死去住院，人家给她传福音，她就是不信，但是人家给她说人不是猴子变的，这一点她特别开通，她说：“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只猴子变成人，我从来就不信人是猴子变的。”

　　圣经说，上帝以“尊贵荣耀”为人的“冠冕”，都是因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而这个“人是按上帝形象样式造的”的观念在甲骨文中也有体现，在甲骨文里，人与头顶无限与永恒的“天”——“上帝”是直接相通的，而甲骨文中，人的头脑——人的灵魂所在的部分不是现代中文简单的，萎缩了的一点，而是一个硕大的中间空的橄榄球状的符号，它表明，在使用甲骨文的先民眼里，人的内在灵魂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人所摸不着看不见的，就像人的情感、理性、道德情操、无限潜能的部分是看不见的一样——按圣经说，这一“有真理的仁义与圣洁”的部分就“上帝的形像与样式”所在。这一部分是看不见的，是人的生命的属灵的部分，就像上帝是个灵的看不见的，所以被它所造的人要用心灵与诚实拜他。上帝要人敬拜他不凭眼见，而是凭心灵与心灵的沟通。

　　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这里的“罪”指的是人与上帝的隔绝，就是人类在始祖背叛上帝后，与上帝不再有生命的双向交流了。就像汉字中的“人”字，头顶的无限的天空萎缩了，人的眼睛所见的只是地上的荣华富贵，功名利禄，欲望享受。但在甲骨文中的“人”字不是这样的，那个字中似乎残存着先民头顶上天，与上天直接交通的美好记忆。而我们知道，只有在对无限天空的仰望中，我们才能生出生命最大的快乐与赞美，自由与欢欣。

　　古人云：“惟祀与戎，国之大事”，我们的祖先把祭祀与征战看做国家生活的中心，不像高明的近代人把信仰当作“人民的精神鸦片”。在甲骨文的“圣”字中奇异地记载了这个祭祀的信息，甲骨文里“圣”字的写法是一个祭坛上有一团燃烧的火——就像旧约圣经中的献祭，用火烧牺牲，烟焰上升，蒙神悦纳。有意思的是，这个“圣”字，在祭坛的火焰上空更有两只手从空中垂下来环绕着祭坛上的火焰，以我之不才，我不知道这一对符号是表示祭坛上的烟呢？还是表示上帝从空垂下来的手，但是从字形上看，更像是从空中垂下来的手。这一双凌空而下的手，既表明了上帝的临在，也表明了上帝的主权。以及在祭祀中神人的相交。

　　当然，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献祀，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人类的罪，将自己献在十字架上做为祭物，担当了人类的过犯，重新打通了已经隔绝了的神人关系，“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圣经《希伯来书》九章11-12节）这是中国古人所不知道的。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拯救的信息首先给了以色列民，然后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就像它如今临到神州一样。

　　十二、祖先的神活着

　　当我再一次走在初春的阳光里，带着满心的平安，看经历了一个严冬重新发出嫩芽的柳条在风中轻舞，由那柳树的树梢向上再向上，我看见了那清澈蔚蓝的天空，这天空不再是无情而主宰着我们生命的天空，由这天空，向着更远更远的无限，有一位超越万有之上的，满有恩情的主宰，他是我们生命的源泉。那时我忍不住念着圣经中的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还有《神州忏悔录》中的宣告“上帝是黄帝的上帝，是尧、舜、禹的上帝”。我心中满怀感谢与赞美，是啊！如今我找到的真正的我祖先的神，而不在是去寻找控我的祖先在信仰上迷失后的一种仪式，一种传统。我仿佛听见了我祖先的神的召唤：“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我们的祖先尧舜禹都不在了，但是祖先的神活着，祖先的大地已经不如祖先时那么富饶那么美丽，已经是如此贫瘠和充满苦难，但是祖先的神活着。这块大地上的人们已不如祖先那样的神武景气，但是祖先的神活着，他与我们同行。有了他就有一切。就有复兴和希望。

　　（后记：本文写成后，一些朋友曾经批评我，说我的结论下得太草率了。他们从改革宗神学的启示论出发，认为上帝只在圣经中赐下他的启示，只向以色列人启示他自己，然后借着教会把启示传给外族。他们的批评使我反思，我相信关于上帝的本性和他救赎奥秘的启示上帝只在圣经中赐下，这一切圣言也只启示给古代的以色列人，交托给后代的真以色列人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那么圣经中的上帝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祖先所敬拜的上帝呢？我愿意以更谨慎的态度面对这个问题，因为一方面，从圣经本身看，在远古时代上帝也不是只向他的选民以色列人说话，他也对非以色列族的约伯说话，而《创世记》中的麦基洗德是至高上帝的祭司，但是他也不是以色列人。除非荣耀的上帝来找人，那么人是无法找到上帝的。那么在远古时代，上帝如果曾经垂顾中国先祖也未可知。另外，从历史事实上来看，古代许多民族在宗教上是非常败坏，他们常拜多神，且在他们的宗教仪式中常常混杂着公众的淫乱和献人为祭等，但中国先祖曾经惊人地保持了相当长时期地对上天的信仰。即使在中国文化里也一直有对圣洁与公义的渴望。所以，虽然学识浅薄，我仍愿审慎地提出“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可能是中国人的祖先所敬拜的上帝”这一推测。学李慎之先生一句话说是来“就教于博雅君子”。至于在原文结尾所下的结论，因为是当时作出，当时的感受是真实发自内心的，所以在没有得到更可靠的结论之前，我就让原文保留原样，学一句彼拉多的话：“我所写的已经写上了。”——2003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