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医生送礼

　　1996年，父亲因患癌症住院，父亲的癌长在牙床上，已经肿得脸都变形了。我们都盼望手术那一天，盼望医生的手术刀把癌肿一刀切掉，即使父亲失去半个牙床也不要紧。在我们家，住院就得用红包开路，如果一个护士没有打点好，那么在给你注射时很可能在针头上用点劲。父亲就诊的是省城一家大医院的口腔科。该科主任陈医生是有名的专家，人家都说他十分清廉，没有人敢给他送礼。因此手术期临近时我们都很紧张，因为怕送错了礼。

　　后来打听到主刀的是该科年富力强的×医生。好不容易找到X医生的住处，敲开门去，×医生不在，开门的是他年轻的妻子。我们介绍说是明天要动手术的某人的家属，并且是×医生的老乡，随后塞给她500元的红包。×医生的妻子说，“你们不能这样！”就把钱塞还我们，我们把钱往她家中一扔，转身从楼梯上飞奔而下。

　　我们回去时，母亲如释重负，她虽然撕破老脸到处借钱，听说主刀医生收了钱，甚至有一点高兴。

　　后来，有一次我送“革命前辈”，现在是学界元老的李慎之先生回家，在车上李老一再叮嘱我：“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要换一种活法！”说到腐败时，我说：“我也曾给医生送过礼，因为我们中国人总是生活在恐惧中，仿佛不送礼就心中不安。”

　　是的，因为太多劣医以人命为儿戏，使我们对未收礼的手术心怀恐惧，深怕送礼而没有机会。

　　我后来曾想，我对不起那位×医生，也许他也想清廉，但我却硬把钱塞到了他家。至于那位医生是否对得起他自己，那是他自己的事了。

　　父母给领导送的礼

　　儿时母亲常对我提起她一次成功的送礼，她为此而自豪。那时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我父亲是大队支部书记，当一个招干的机会出现而竞争激烈时，母亲给负责这个事的领导送了一担红米，吾乡人不管多穷，在生孩子坐月子时一定要吃红米。母亲用坐月子的红米把我父亲成功地变成了一个国家干部。那是1974年前后。

　　其实我父母是最不会送礼的，他们太老实。不然在我父亲与别人竞选副乡长时就不会落选，因为选上的人用采茶的大筐提着鸡蛋和鲜鱼去给县上的领导送礼，又允诺来自各乡村大多种地的人大代表若干吨平价化肥。而父亲却出差去也，不落选才怪呢！

　　后来父亲的仕途终究没有大起色，因此他考虑给我们兄弟谋出路，他的目标放在邻村的一位女副县长身上。上高中时有一次父亲带我去林 副县长家，因为他要用一只大白鸭去送礼，自己拎着不好意思，我拎着大白鸭穿过县委大院，父亲很警惕地与我保持着距离。

　　父亲在1991年车祸时左胸肋骨6断其5，身体明显差下去了，县里决定让他退居二线做调研员。那时我在县里读高中，父亲带着一小袋的黄豆到县上来想改变领导的决定。在风中我看到父亲的头发如秋草在枯干下去，他的目光是那样的茫然。那个带洞的破蛇皮壳袋子及里面的黄豆带给了我深深的耻辱。我因为父亲送的礼那么“土”而耻辱。用我们的土话叫“没米提口袋给人看”。

　　现在我不再因为父亲送的礼“土”而耻辱了，我为父亲送礼而耻辱。不！我简直不为父亲送礼“土”而耻辱了，在一个送礼越来越现代化的时代，父亲送这么“土”的礼说明了他在腐败竞争中的落伍。而父亲送礼这件事本身是出于人世生存的艰难与辛酸，父亲跟在那些从用筐子提鲜鱼到用轿车送大礼的人身后是那样的无奈，在这个送礼的竞技场上他已经输光了一切，但还不得不拖着疲惫的脚步在轰堂大笑中再一次出场。

　　虽然父母亲的人格还没有强大到富贵不能淫，食糟糠而自得其乐。他们幸运地早早退出了这个污秽的名利场，归入永远的安息。我爱他们！

　　我给老师送的礼

　　在小学时，父母常让我提些青菜、白菜给老师，因为我们山村的老师有的是公办、有的是民办，但他们都没有菜地，自然也没有菜。

　　上初一时，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因为生了两胎女儿，他不怕牺牲第三胎生了个儿子，他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受了处分，生活很困难。父母亲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两次让我提些罐头、红酒之类去班主任林老师家。每次我去了之后林老师就会在课堂上更多地提问我以表关心。好在我从小不怕当众发言，不然打死我也不敢提红酒上老师家去了。

　　上大学时，我们学校有位书法老师，他一再宣告他的名字被收入了国际某某名人大辞典，他是国际知名书法家。他让同学们在练书法前先练气功入静。他常常给有些同学的期末分数打上“59.99”分，这下可麻烦了，要补考，补考不及格要挂科。因此补考的同学免不了送礼，林老师都笑纳。一位珠算老师，姓陈，他才初中或小学的文凭，但却戴着啤酒瓶底一样的厚的老花眼镜把算盘珠一路拔到日本讲学去了。听说陈老师很不幸，妻子与他分居，我怀疑他这个老实人在历次运动中受到太多的伤害。上课时，陈老师模仿刘德华的样式把书包带从左肩横挎到右腰进来了，同学们就开始笑，陈老师在大算盘上拔上“899910”，开讲：“这叫eingt,nine,nine,nine,ten！”同学大笑，陈老师用粉笑在黑板上写下“姨奶奶奶疼”，同学笑炸了锅。

　　我印象中不抓同学补考，不收同学礼物的只有这位陈升老师。

　　我高中时崇拜毛泽东，觉得社会主义的大河山容不得送礼这样不光明正大的行为。看到我这样子母亲总是很担心。大学一年级回家时，我跟母亲说：“以后我应该常到老师家坐，常带一点水果过去。”母亲听了笑逐颜开。那时我们与高年级同学串通起来，买上酒和菜上系领导家吃饭，这是一种变相的送礼。

　　出于乡人的纯朴与底层人寻求帮助的本能，每年返校时，父母总要装几大箱的粉条、茶叶等等让我带给我的系领导，他是我的同乡，对我这个小同乡很关心也以长者的风范，不愿意我们给他送礼。然而，父母还是希望我给他送。随着我对西方历史的阅读，对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向往，我变得渴望独立，渴望自尊，渴望用自己的手去开辟前面的路。有一年开春，又要返校了，面对贫困的父亲好不容易准备好的几箱土特产，我感到深深的耻辱，我渴望有一场烈火来烧尽这一切，渴望背着空布袋远走天涯。

　　我必须承认，父母为准备的送给老师的礼物中有功利的目的，因为那时还有一些国家机关的分配名额掌握在系领导的手里。而现在我终于脱离了送礼的耻辱，因为在中国尚不够公平、公正的市场中我可以自食其力地赚一小口饭吃，而不必通过送礼去仰仗别人的施予了。

　　我高中时的送礼有献媚之嫌，而我的同乡系领导则无贪赎之心。

　　送礼中国

　　送礼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是如此普通，它很可说明中国人的精神。

　　中国人之送礼应是源远流长，如“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之类送礼大多发生在亲戚同乡之间，这种礼物我的故乡叫“手信”，没有“手信”人们往往是不敢走亲访友的。而我的村中，有人杀了一头猪，往往要将猪血和猪油分遍族中各户。此类送礼生于古来民风之淳朴，大概是由于中国历来资源之贫乏，礼物以食物为主，因为肚子历来是中国人的大问题，送礼的范围一般是与乡土和血缘相连的同乡或同族。此类送礼较少功利动机。

　　另有一种带功利动机甚至简直是交易的送礼，那就是送礼的一方有求于另一方，甚至是要受礼的一方通过利用手中职权去侵犯公众利益，违背公平与正义、践踏司法之公正、无视行政之清廉为送礼人谋利的，人们把这类送礼叫做贪污腐败，收受贿赂。此类受礼者在古代有历朝的贪官污吏，在近年则有居各路要职，以人民的名义行使职权各路落马大吏，而近世送礼者则已有如赖昌星辈送遍半壁江山的走私大鳄，手段已从我父亲送的红米上升到黄金、名车、美女。世界大势真是浩浩荡荡啊！

　　那里有权力对资源的控制，那里权力对资源的控制得不到有效的监督，那里的人无法通过公平的竞争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那里的人没有高贵到以带功利目的的送礼和被送礼为耻，那里就会有贪污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