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城的医院里花光了钱，又失去了康复的希望，我们陪着父亲回到故乡，此后父亲又经历了好几个月病痛的折磨。按理，一个乡镇干部是不会没有钱治病的，但是因为腐败，这个原本还算富裕的镇已经穷得开不出工资了。

　　父亲住院时，镇里换了领导，在新镇长的治理下开始有了一些钱。等到父亲临死的时候，他的药费终于有了报销的希望。父亲是因为没钱中途中止了治疗的，他的医疗费并不高，其中能报销的也就四千块钱左右。

　　在父亲生病的期间，有很多的开支不能列入报销的范围。既然报销的机会到了，我们不仅想报医药费，还想把护理父亲的过程中的日常开支也报了。我们就寻思着如何通过报销把父亲的这一场病带给我们的经济损失弥补回来，

　　要多报医疗费用就必须虚开发票。父亲已经回到了小镇上，任你怎么吃药也花不了多少钱。不过我们找到了一种好办法，那时有一种药叫“赋新康”，每瓶六、七十块钱，可以作为癌症患者的辅助治疗药物。我每次到药店里都让医生虚开“赋新康”的处方和发票。开这种假处方的时候，药铺里的年轻女孩麻利极了，只见她在处方上写下“赋新康6瓶”，然后在处方底下空白地方流利地划一条蚯蚓状的流体线，再在底下写四到五百元的总价。我的朋友告诉我，小镇上能买到的另外一种较贵的药是“先锋六号”，这是一种当时很好的消炎药。这种药的假处方和发票我也开了不少。

　　由于这些假处方所包括药物的数额太大，不能把它们列在很短的时间内，而父亲的死亡明显一天比一天近了。父亲出院回小镇已有几个月了，而我们学会开假处方是在父亲回家近一个月后的事。既然是小镇上开出的药方，只能列在父亲回小镇后的这一段时间内，所以后来我造假的手段就更高明了，就是把虚开的发票的日期也写成是假的，均匀分布在父亲回家后我还不知道造假的那一段时间内。使人看起来觉得父亲是在很有规律地在服用“赋新康”和使用“先锋六号”。

　　在我虚报父亲的医疗费的过程中，懂行的人给我指点，母亲给予我赞许。我不知道，我们的社会，是否常常为了某一个利益，不顾原则地进行这样的集团式运作以制造谎言。

　　我们生存在一个谎言充斥的社会里，我在这样的社会中长大，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说谎。而说谎与造假是需要技巧和“智慧”的。大人们以这样的说谎的技巧和智慧暗示我们、教导我们，在我们成功地造假和说谎后，他们又以赞赏鼓励我们。

　　谎言是需要用新的谎言去遮盖的，在我的记忆中，我最大的骄傲是，在一个谎言露出漏洞时，成功地用谎言遮盖了原来的谎言将要露出的漏洞。

　　父亲死后，经过镇党委研究决定，他的医疗费好不容易报了。报销的那一叠发票是我裱糊的，刚好用上了我毕业不久后在报社工作时学来的，按严格的要求裱糊发票的技巧。我清楚记得那一叠报账用的发票，上面真假相杂，不时有一张发标上写着“赋新康”，然后是开票人一条潇洒的曲线，底下是几百元的金额。

　　过去，我常被夸为诚实的孩子，我也以诚实和有良知的人自居。然而四五年后的今天，那本发票在我的良心里指责：“你是不诚实的！”

　　不是世人都有良知吗？然而在我造假的时候我的良知在那里呢？我不知道。我只记得自己当时在潜意识里，在我造假的过程中，一直在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比如：这是公家的钱啦，“阿公的屁股打不痛啦！”又比如：谁叫这一班镇领导贪污了公款，使父亲在重病时没钱治疗，要是父亲当时治疗时公家给报销，父亲花的钱肯定比这个多呢？再比如：这一帮人不仅污辱去请求报销的母亲，而且吃喝玩乐，不报白不报，我报医疗费总比你们花钱吃喝玩乐好。甚至还会这样开脱：我们是这样一个遭遇不幸的家庭，我只不过把护理父亲的费用改成医疗费报销了而已，这样虚报的钱不是用于帮助一个不幸的家庭吗？等等。

　　据说，在一个人犯罪前良知会提醒他，这样做是不对的；一个人正在犯罪时，他的良知往往沉睡了；而在他犯罪后，他的良知又复苏了，并且对自己的罪行进行指责。然而在我虚报账的时候，事先我的良知没有提醒我，事中我的思想一直在潜意识里替自己开脱，事后我的良知也没有对我责备，并且这件造假的“光荣”历史已经被我锁在记忆“遗忘”的仓库里多年。我在做这一切的过程中根本没有想到我这是在虚报账，没想到这一切是违背道德的，我只看到自己的贫穷和报销得到的钱能起到的作用。

　　为了逃避良知的自责，我们对于自己干过的错事很可能是倾向于选择“忘却”的，我们中国人干过的错事特别多，所以我们中国人是一个特别善于忘却的民族。我们不仅集体忘却。而且共谋有计划有组织地用一床锦被盖住了历史的血污。

　　这样“良知值几个钱呢？”我从自己的经历看出来，单凭良知，人是很难不犯罪的，甚至根据我的“良知”所列出来的借口，我虚报账目的行为简直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狄克·狄维士说：“上帝给了我们一个道德蓝图，良心是了解此一蓝图，并接受上帝引导的工具。”良知使人有对良善的追求，使人在心中有一个对公义良善和圣洁生活的盼望，形成了一个人生对道德生活和憧憬，当我们在了解圣经所教导的道理时，发现这正是我们的良知所追求而无法靠自己的能力了解与达到的道德标准，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有限性，并接受圣经教导的道理对我们良知的引导，这是一个信仰产生的时刻。

　　如果没有信仰的光照，良知在阻拦人犯错误时的作用往往是很有限的，因为人以自我为中心，人的自私的一面常常为自己违背良知为己牟利的行为进行合理化的辩护，这种合理化辩护的声音常常压倒良知的声音。人是这样的倾向于自私，所以也是这样的难以超越自我的利益而用公平和正直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决定，而个人的利益与良知所寻求的公平与正义的原则有时或者说常常是矛盾的。在良知所寻求的道德准则与自私所寻求的个人利益在战场上相遇时，丢盔弃甲的常常是良知。道理很简单，利益是现实的，显而易见的，而良知是模糊的，只是人的心中对道德良善进行追求的一种本能，一种憧憬。

　　照圣经的教导，良知不是良善的本源，它只是上帝放在人心中的一种趋向良善的趋势，更何况人类在犯罪堕落后，变得以自我为中心，良知已经有了亏缺，所以这样模糊并且受损的良知与自私对垒 ，当然是必败无疑了。

　　良知的有限性还在于，每一个社会都有不同的约定俗成的道德风俗，或者说普遍认同的行为习惯。当一种行为被普遍地认同时，就被个人不加考虑与评判地接受下来，那么他在按这种普遍的行为习惯行事为人时，如果这种普遍行为是恶的，而他的良知也往往难以警醒自己。

　　我们知道，生在食人族的人，几乎没有一个长大后自发地“良心发现”吃人是不对的。而文化大革命中，当大多数人认为“敌人都不是人”时，红卫兵小将们自然就将铜扣皮带抽向了“阶级敌人”的脑门。当我周围的环境认为多开些假发票，多报些钱度过难关没有什么时，我也自然而然地这么做了。

　　根据这一点，越是在道德风气败坏的社会中，良知的作用就越小，而这样的社会道德会越来越败坏。不幸，今日的中国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一个社会。

　　良知是好的，但是它需要信仰的指导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我是在成为一个基督徒后，看到圣经上教导我们不可以说假话，要作诚实人时，才“良心发现”我以前报假账的行为是不正确的，并按信仰的要求将它写下来，作为忏悔。

　　至于我前面提到的，我在造假时的自我辩护，在我没有信仰时可以成为我造假的借口，在我有了信仰后都站立不住了。

　　其一，在中国“吃公家”的贪污行为是最少受到道德谴责的，因为公家利益的所有人很模糊，说是人民，这个总体性的“人民”无法以人格的身份出现。而我也是人民中的一员，所以有“公家的屁股打不痛”一说，这样吃公家比侵犯个人的利益要少受到道德谴责多了。因此中国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腐败风行就不足为奇了。这一点，从信仰来说，它要求个人不仅省察我的行为指向的后果，侵犯了什么人，伤害“公家”确实比伤害个人造成的损害要“轻”一点；但是，我的信仰不仅要求我不良行为发生时对别人造成的损害，我的信仰还要求我省察自己行为发生时，个人行为的性质，这样我的虚报账目，从信仰来说就成了“说谎”和“造假”。所以无信仰，人容易盲从于社会大多数的行为犯错误而不自知。历史证明大多数人一起作恶的时代不是少见的。因为信仰的道德要求的超越性和严格性，它比较有能力使人做出独立而超越的判断，而不使自己的行为同流合污于时代。

　　二、根据自我省察的原则，这些本是公款，被我虚报账而得的钱，虽然别人对它进行贪污，用非法手段侵占，但这不够成我也可以用非法手段对它进行侵占的理由。

　　三、虽然镇领导无理污辱我的母亲，我从信仰的角度，要宽恕他，而不应以虚报假账的方式以暴易暴，获得心理上的补偿。而中国社会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弱者居多，这样的人往往容易走向以不义对不义，以暴易暴。这是中国社会“先知与群氓一齐堕落”的一个原因。

　　四、虽然我在艰难中，但信仰要求每一个人，不管是在富足中还是在困苦中都要对自己负责，行出正直良善来，我也不能以此为理由造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