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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进化论对世界的危害
10.3 基督信仰的果子
《圣经》和历史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早在2000年前降卑为人，为了拯救人类，牺牲了自己尊贵的生命，并且谆谆地教导后世的人：你们要彼此相爱，爱能遮盖许多的罪。“44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45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祂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第5章第44-45节)慈爱的 神教导我们用爱取代恨，用诚实取代谎言，用民主取代专制暴政，使人们和睦同居，过有永恒意义的生活。这不是一套宗教理论、神学理论，却是一种真实的生活，是从 神而来之新生命的流露和表达。
还好，当初 神按照自己的形像创造人时，把祂的灵气放进人体，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人的心灵深处还有良心的成份存在。所以，社会上还有许多有良心之士，因此，我们还能看到在社会上仍然有许多慈善机构存在，同时还有不少人士热心于慈善、公益事业。不然的话，社会上连“爱”这种东西都可能早已被达尔文进化论和唯物论者给抹灭了。 “唯物论、进化论、无神论和人本主义”怪异谬论可以在社会上嚣张一时，打压一时，洗脑一时，造成社会秩序混乱，人心麻木不仁。但人心灵深处的良心成份还是根深蒂固、打压、清洗不掉的。例如，2008年5月12日，在中国四川省汶川地区发生的8.0级大地震，同时也把社会上许多人的良心、爱心震动出来，海内外无以计数的华人都用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的爱心。海内外几乎所有的华人基督教会都为此而默默无声地捐款，许多教会为此发起了几次募捐活动；当然，每一个基督徒都在为他们祈祷。更有人手里拿着几十万现金从遥远的福建省到汶川等灾区，徒步走向最困难的灾民中，甚至挨着饿肚子逐村逐家寻找需要帮助的灾民，把社会上一些爱心人士奉献的金钱实实在在地送到他们的手中。这同时又说明了什么呢？这些实际现象，但愿也能同样强烈地震动那些固步自封、玩弄权术、顽梗不化地扛着“适者生存、物竞天择、弱肉强食、人定胜天、唯权和唯钱是命”大旗的人的心灵深处，希望给他们一些深思和内省。
回溯历史，基督信仰所结的果子却完全不同。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大陆传扬耶稣基督福音期间，同时也把他们从 神而来的极大爱心传进来。自从1582年8月，意大利人利西·马修（利玛窦，Ricci Matthieu, 1552-1610）和迈克尔·鲁吉埃里（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 1543-1607）等传教士抵达澳门算起，直到1949年，他们兴建无数的学校（引进近现代科学）、医院（引进西医）、孤儿院、养老院、痲疯院、戒毒所、盲哑学校、育婴堂、各种各样的福利机构（慈善事业、人道精神、扶贫工作）等。在中国大陆的这段时间，来自西方国家无数的传教士，对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均作出了不可磨灭、巨大的贡献。
自从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罗明坚来华，其后的200年间，先后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有史可考的大约有500人。他们奉行“传道必先获华人之尊敬，以为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的宗旨，在中国译著的西学书籍有437种，其中纯宗教书籍251种，占总数的57%，人文科学（包括地理、地图、语言文字、哲学和教育学等）55种，占总数的13%，自然科学（包括数学、天文、生物和医学等）131种，占总数的30%，从而形成了西学传入中国的第一次浪潮。157
据1918年统计，基督教会在中国各地兴办的学校（大、中、小学）到1918年时约有13000所，学生总数约35万人。其中重要教会大学有十几所，除上海震旦大学（Zhendan University, Shanghai）是法国天主教教会于1903年创办的以外，其它14所中，10所由美国教会创办，4所由美国和英国教会联合创办。这14所大学及创办时间是：
1）1898年，北京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 Beijing，美）；
2）1902年，苏州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美）；
3）1905年，上海圣约翰大学（St. John University, Shanghai，美）；
4）1910年，杭州之江大学（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美）；
5）1910年，成都华西大学（West China Christian University, Chengdu，美、英）；
6）1910年，武汉华中大学（Huazhong University, Wuhan，美、英）；
7）1911年，南京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 Nanjing，美）；
8）1914年，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Fukien Hwa Nan College, Fuzhou, Fujian，福建师范大学前身，美）；
9）1914年，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Hsiang-Ya Medical College, Changsha, Hunan，美）；
10）1915年，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Ginling College, Nanjing，美）；
11）1915年，上海沪江大学（University of Shanghai，美）；
12）1916年，广州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美）；
13）1917年，山东齐鲁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美、英）；
14）18年，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福建医学院等高校的前身，美、英）。
20世纪20年代，又增加了两所天主教会创办的大学。一所是天津工商学院（Tianjin Gongshang College），1922年由法国创办，原名国立津沽大学（National Tsin Ku University, Tianjin），1933年改名；另一所是北京辅仁大学（Bulletin of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1929年由美国创办。到1937年，教会大学学生约达8000人，其中理、工、农、医都占有一定的比例。还有如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淡江大学（Tamkang University）、北京燕京女子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南京神学院（Nanking Theological Seminary）、福建漳州神学院（Zhangzhou Theological Seminary, Fujian）等许多名校，也是西方传教士所创办的。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前身），是海内外著名的综合性大学，第一任校长是美国著名科学家约翰·雷登·司徒传教士（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主要创办人之一，出生于中国杭州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其先祖是苏格兰贵族的后裔）。158
众所周知，西方国家许多世界一流的学府都是由基督徒所创办的，如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神学教育更为当时创校时的重点学院。
到1949年为止，基督教会团体在上海兴办的学校有4所大学， 26所中学和43所小学。其中有1860年和1861年创办的清心书院（男、女，初始期）、1881年创立的中西书院及后来的圣约翰大学等；医院10所，另有天文台、博物馆和印刷所等机构。159
许多西方传教士甚至深入中国穷乡僻壤举办教育。如清末山西近代教育制度，大多肇始于教会学校。早在光绪皇帝（China ex-Emperor Kuangshu, 1871-1908）二十四年(1898年)，基督教公理会就在山西太谷城内办了几所教会小学。这些学校既是山西最早的教会学校，也是山西最早的现代小学。160
在近代特殊历史条件下，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图书馆可以说起到了启蒙与示范的作用，带来了西方近代图书馆建设的思想和模式，带来了《杜威十进分类法 —— Da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and Related Index》（简称杜威法 —— DDC）和新式管理方式及公开、开放与共享的观念。从而在客观上对中国图书馆的近代化产生事实上的推动作用，促进了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追溯历史，西方传教土在中国创立图书馆早在19世纪就有过尝试，最著名的是北堂图书馆。北堂图书馆系北京西什库北天主教堂（简称北堂）所属图书馆。该天主教堂系康熙皇帝（China ex-Emperor Kangxi, 1654-1722）三十九年（1700年）皇帝拨地拨款所建，是17、18世纪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先后在北京建成的四座著名教堂之一。其它三座分别是：南堂成立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东堂肇始于顺治七年（1656年）和历史最短的西堂建于雍正三年（1725年）。最初，东南西北四堂均设有图书馆，其中北堂的藏书在当时数量最多，并最有价值。后因战乱和清政府实行禁教、闭关政策，在北京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最后被彻底禁止。随着传教士的活动被禁止，传教士被驱逐和教堂的衰败，东南西堂的图书馆已不复存在，它们的藏书或被毁或并入北堂图书馆，而幸存下来的只有北堂图书馆。据1938年整理时统计的北堂图书馆有西文图书5，000册（教会书3，000册，科技书2，000册），中文书80，000册，其中有很多稀世珍本。然而，就在这个时期，清王朝闭关自守，实行严厉的禁教政策，扼杀了孕育中的近代图书馆萌芽，致使早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无隙可乘，传教活动几乎无法开展。同时也延缓了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化的进程。161
西方传教土来到中国后，还开设了各种各样的出版机构，如早期上海基督教组织创办的印刷出版事业，有1843年伦敦会建立的墨海书馆、长老会的美华书馆和监理会的华美书馆。1860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土山湾印书馆（天主教出版机构，1860年开办于徐家汇）、广学会等西书出版机构相继创办。特别是1887年11月1日在上海设立的广学会，是中国基督教最大的出版机构，它除了出版有关基督教的专类书籍外，还出版学校教科书，卫生学、环境学等方面的科普书及《女铎报》（Nü Duo Newspaper）。在各个出版机构兴起发展的同时，各教派纷纷利用下属的宣教机构编集成书，或创办发行报刊。在20世纪20-30年代，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及其它全国性机构都在上海有出版物。其中有少量系委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社会出版机构。162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期间，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中国妇女，这对当时的中国传统旧俗有很强大的冲击力。传教士是中国兴办女学、传播男女平等观念的发起者。他们把很多出身贫困家庭的，或失去父母的，或被遗弃的女孩子，培养成了女教师、女护士、女医生等，给当时的中国社会树立了尊重妇女，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之实实在在的榜样。很多人都知道传教士反对裹足陋习的事，其实传教士在反对童婚、纳妾、奴婢制度、包办婚姻、贩卖妇女等中国社会的传统弊病方面，也都不遗余力。因为 神在《圣经》里明确地教导我们如此行。后来，随著基督教教育体系的发展壮大，全国各地的教会中小学和大专院校为中国培养了一代新型的女性知识份子，她们和男子一样活跃在中国的教育、科技、医疗、护理、新闻、法律、政治等各个领域。虽然不能说传教士就是移风易俗、提高妇女地位的唯一推动力，但他们在这方面所发挥的、首开风气之先河的功劳，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以抹煞的。163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不单传扬基督信仰，他们还广泛开展青年一代的思想教育工作，尤其对中国女权运动的解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中国基督教青年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YMCA in China，1885年创立）的活动内容并不局限于宗教性的，实际上参加者多非基督徒。1844年，该组织由英国商人乔治·威廉爵士（Sir George William, 1821-1905）创立于伦敦，1851年在美国创立，1885年传入中国。1900年起，天津、上海、香港等地相继成立了城市青年会。全国总会名称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MCA），设在上海。与青年会性质类似的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是中国基督教界主办的妇女活动和社会服务团体，1855年由玛丽·珍·金纳德女士（Mary Jane Kinnaird, 1816-1888）创设于伦敦。20世纪初由美国人传入中国，1890年杭州弘道女中成立中国第一个学校女青年会。1908年起，上海、广州、北京等地陆续成立城市女青年会。全国总会名称为“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WCA），也设在上海。164如果没有这些西方传教士从 神而来的献身精神，中国的今天、中国人的今天、中国女人的今天又会是怎么样呢？
英国的雅各斯·哈德森·泰勒医生（戴德生，Dr. 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剑桥七杰”〔英国精英：斯蒂芬·史密斯（Stanley Smith）、施达德（C. T. Studd）、威廉·卡索斯（William Cassels）、何斯德（Dixon Hoste）、章必成（Montague Beauchamp）、宝耀庭（Cecil Polhill Turner）、宝阿瑟（Arthur Polhill Turner）〕、玛格丽塔·巴柏女传教士（和受恩，Margaret Barber 1866-1930，1890年到福建省福州市马尾一带传福音）、挪威的安尼·斯考·贝恩特森（司务道，Annie Skau Berntsen, 1911-1992）和美国女传教士拉第·穆（Lottie Moon, 1840-1912，1887年到中国山东省传福音近三十年。她为了帮助灾民，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奉献出来，致使她自己长期营养不良，去世时体重只有三十七磅）等等，数不胜数的西方传教士默默无闻地生活在中国，在他们中不乏有许多医生、护士、工程师、教师、考古学家、天文学家，甚至贵族等。他们本可以在自己的祖国享受他们所拥有的富裕生活，然而他们却心甘情愿地放下这一切，愿意让慈爱的 神呼召到完全陌生、遥远、贫穷落后的中国来，他们为中国、中国人默默地奉献出自己宝贵的一生。他们那种无私的奉献精神，恐怕是许多国人永远无法做到的。我们可以参见：罗杰·史蒂亚（Roger Steer）著，梁元生（Yuen-sang Leung）译，《戴德生 —— 挚爱中华》（James Hudson Taylor — A Man in Christ），福音证主协会出版社（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 of USA），1995年8月；司务道（by Annie Skau Berntsen）著（口述），尚维瑞（with Katherine Shang Vee Sui）撰写，《陕西羚踪 —— 司务道教士自传之一》（Trail of Glad Tidings in Shan Xi – An Autobiography Ⅰ of Sister Annie Skau Berntsen）和《荒原上 —— 司务道教士自传之二》（Balm of Healing in Junk Bay – An Autobiography Ⅱ of Sister Annie Skau Berntsen），香港灵实医院灵实福音布道团（Haven of Hope Evangelistic Fellowship, Haven of Hope Hospital, Po Lam Rd., Junk Bay, N. T. Hong Kong），1985年9、10月；等等西方传教士的传记。我们中国人应该从心灵深处永远记念这些西方传教士！当然，我们更应该感谢 神早已为中国人预备的这些无比丰盛的恩典和礼物！
1857年，戴德生在中国创立的“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 前身为“宁波差会”），在贵州设立妇女受教育机构团体，并在中国多省创办学校，成立了375间小学、58所初中、5所中学、1所大学和5所师范院校。另外，他还成立了10间医院和68间药房。他极力反对英国对中国输入鸦片，他曾成立50间戒毒所，帮助中国人戒毒。165
其实，中国的医院、孤儿院、养老院、济良所、农村服务社、乞丐教养所、盲哑学校、红十字会、难民收容所、麻风院、福幼机关等都是西方传教士首先建立的。
21世纪的今天，仍然有不少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北京、福建福州等地开办孤儿院等慈善工作。有些国人把天生各种各样大小缺陷的婴儿遗弃，他们就收留这些孩子，对他们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喂养、训练、医治和教育。因为他们的生命价值在 神的面前是同样宝贵的，也是同样有尊严的人。这些基督徒以 神所赐的爱心特别爱护、关怀这些残疾人，为 神作出美好的见证，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有一些海外华人基督徒家庭特别利用假期专程到中国大陆的这些孤儿院做义工并参与奉献。
许多基督徒所做的不少爱心奉献、慈善工作常常是默默无声的。
……
基督福音在中国所结的果子还有：
1877年，“中国内地会”英国传教士约翰·麦卡锡牧师（Rev. John M'Carthy, ?-1911）由上海出发，经过云南到达缅甸八莫（Bhamo, Burma），这是最早进入云南的基督教传教士。1880年，英国政府取消了禁止传教士由缅甸进入中国的禁令。次年，“中国内地会”英国传教士乔治·威廉·克拉克牧师（Rev. George William Clarke, 1849-1899）夫妇经缅甸入滇率先在大理建立了教会。此后，有许多西方基督教差会相继进入云南各地传福音。1913年，“中国内地会”差派缅甸克伦族传教士巴拖牧师（Rev. Bathow）到云南省怒江地区（傈僳族）传福音，1919年英国传教士雅各·奥拉姆·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 1886–1938, 生长于书香世家, 1906年毕业于英国伦敦皇家学院工程系, 精通工程数学, 才华广溢, 爱好艺术, 出色的钢琴演奏家）也来此地开展传福音的工作。今天，云南省福贡县已是全国有名的福音县，全县人口约8万7千人，但18岁以上已经向宗教局登记的信徒则有5万4千多人，是中国信徒比率最高的少数民族。由于云南西部靠近著名的“金三角”地带，毒品问题十分严重，大部份位于此地区的县及州均在不同程度上有与毒品相关的问题。福贡县历史上无论男女都酗酒成风，闹事殴斗，司空见惯，大街上经常躺着醉汉、醉女······但1990年代的福贡县90%是基督徒，犯罪率为零。吸烟的人口并不多，吸毒贩毒的一个也没有，因此被政府确认为唯一的“无毒县”。他们为基督作了美好的信仰见证。166
再者就是居住在中国东北（主要是在吉林、黑龙江和辽宁）的朝鲜族，21世纪初的今天，朝鲜族人称自己是中国少数民族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每1000人中有43人上过大学。大约有60万基督徒，占其人口总数的28.2%。167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信仰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在社会中，他们同样地为 神作了美好的信仰榜样。
……
然而，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甚至直到现在，有人对此却仍然歪曲事实地报道和宣传，许多国人因而对基督信仰、西方传教士等有不少偏见和抵抗。我们谁也不能否定有少数败坏份子混进西方传教士里，造成负面影响。但以点带面的宣传是非常不正确的，甚至把政治和宗教混为一谈更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如果有人继续错误、偏见地解读历史事实，那不但是很可惜、可耻的一件事，同时也是令人十分费解的事。
神的话语 ——《圣经》传到哪里，那里才能出现真正文明的曙光。这种活生生的见证，述说不尽。今天，基督教的历史，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在大家的眼皮下，我们可以充分地研究、探讨其对世界文明、科学、慈善等诸多方面的巨大贡献和深刻影响。但愿 神的慈爱、恩典传遍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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